民進黨應立即推動修憲（原載於1月18日蘋果論壇）

2016年的總統、立委大選，民進黨獲得史無前例的勝利，現任總統馬英九向新總統蔡英文丟出一個「多數黨組閣」的憲政難題，此事正凸顯台灣現有權責不清、運作困難的政府體制，尤其五權憲法架構早已僵化過時、亟需變革，在民心思變的氛圍下，掌握國會優勢過半的民進黨，應立即啟動憲政改革，於二月一日新國會就職之日起，立法院即刻進入修憲程序，徹底改造政府體制，才能解決憲政僵局，展現改革決心。現有的「五權憲法」架構弊病叢生：監察院官威十足，卻毫無糾舉功能，早已是政治鬥爭工具；考試院更非獨立機關，淪落為政治酬庸籌碼，兩者都是社會公認應立即廢除的單位。國會體制欠缺透明、黑箱問題，更是為人詬病，在國會因監察院廢除而擴張職權後，國會議員論政如何透過網路直播等方式接受人民監督，尤其是讓總統、國會權責相符、任期一致，都是全民期待的政治改革，亟需透過修憲解決。特別是台灣選舉已淪為金錢遊戲，日益高漲的競選經費，使選舉淪為有錢人的遊戲，民進黨多年深受其害，非常不利於政治清明，透過修憲、修法，改革政府體制、選制，其實正是民進黨政府「改革的第一哩路」，要落實單一國會，減少選舉經費，降低人民接觸政治的門檻，正是鞏固台灣民主的最重要工作，如何讓台灣成為亞洲最進步、最具人權素養的民主國家，修憲、選制改革正是第一步，而修憲更是必要程序，在取得國會優勢過半之後，民進黨已責無旁貸。民進黨贏得國會優勢過半68席後，國民黨僅有35席、不到國會席次的三分之一，這是數十年來歷史罕見的改革契機，儘管國民黨仍有超過29席的四分之一國會席次，但憲政改革列車一旦啟動，國民黨也難以阻擋改革的民意浪潮，這次選舉結果也證明，若有保守人士阻擋改革，勢必遭到全民唾棄，淪為歷史泡沫。台灣自1921年「台灣文化協會」成立以來，有無數的仁人志士為了台灣民主改革犧牲奉獻、流血流汗，努力了將近百年之後，從台灣這塊土地所產生的政黨第一次能完全執政，如何建立真正民主的政治體制，是這一代台灣人民的歷史責任！民進黨作為衝破戒嚴的本土政黨，如今已掌握國會多數，蔡英文更是留英的法律學者，特別是台灣於2004年最近一次修憲程序，也是在民進黨政府手中進行，無論從哪個角度看，新一屆的民進黨政府都有責任立刻啟動修憲改革，承擔這個歷史責任。如果這次還不能完成修憲，仍沒有辦法完成國會改革，以後誰相信國會能透過選舉改革呢？

蘋果論壇連結 http://www.appledaily.com.tw/realtimenews/article/new/20160118/777894/

「向原住民道歉」的族群與政治問題--一個福佬人的反省

過去四百年的漢人與原住民的衝突史，福佬人無疑是開啟衝突的主要戰犯，福佬人透過「開墾」（如：三張犛、六張犛）、設城（如：頭城、二城、頭結、二結、三結）、立牆（如：木柵）等方式，侵佔原本屬於原住民的土地，也使人數也相對少的客家人，在閩粵械鬥之下，只能在桃園、新竹、苗栗、美濃六堆、花東等山區內的小平原、丘陵、山坡落腳，也再度排擠原住民往深山、東部的地區移動。

臺灣福佬話也有一句俗語「有唐山公、無唐山嬤」，福佬移民來台時，大多數為男性，許多福佬人後代其實是漢原通婚的結果，但在父系族譜傳統下，我們留下了來自福佬祖先的大部份文化，雖然也有少部分原住民族痕跡(如:艋舺、加納等地名)，許多台灣漢人也不清楚自己到底哪些祖先是來自中國大陸、哪些祖先是原住民族，但從身體、地名、風俗特徵都顯示，祖先們確實與原住民族有密切往來，甚至我們身上流著部分原住民的血統，只是我們自認是福佬人、漢人。

福佬話（或閩南語）被稱為「台語」，客語、台灣原住民語言卻不會被稱為「台語」，也顯示了福佬人在台灣族群中的位置，福佬人至今仍是台灣人數最多、最大的族群。國民黨在黨國威權統治下，1970年代拉攏台灣各族群菁英、地方派系入黨參選後，原住民、客家族群的具聲望者也被拉攏其中，福佬話成為民進黨主要語言，不少原住民、客家人因語言文化差異，在民進黨內有被排斥感，相形之下，使用「國語」為主的國民黨內，反而容易溝通、親近，國民黨政府也投入資源拉攏，也因此在客家、原住民聚集者較多地區的台中、桃園、新竹、苗栗、南投、台東、花蓮等地，國民黨可長期執政，南台灣的美濃等六堆地區因1990年代反美濃水庫議題留下反對國民黨傳統，逐漸支持民進黨。

從民進黨發展過程來看，民進黨更被原住民、客家等族群視為福佬人的黨，特別是在蔣經國死後，1988年至1994年之間，部分外省統派被鬥離開民進黨， 1990年起民進黨走向與李登輝結盟的「本土路線」成形，特別是1994年底的陳水扁、趙少康、黃大洲的台北市長選舉，新黨被視為「外省人」的黨，陳水扁與趙少康對壘，形成福佬vs外省人代表之間激烈對抗，此後，民進黨正式成為一個以福佬人為主的政黨，儘管民進黨的黨綱、黨章都寫明尊重各族群，但福佬話在民進黨內是主流、優勢語言，外省、客家、原住民在民進黨內是少數，也會被其他黨內成員標記，使用「台語」可以很容易的與民進黨內人士溝通對話，展現大家都是「自己人」的姿態，這都是民進黨內眾所皆知的事。

如今，民進黨擊敗代表「黨國威權」舊勢力的國民黨執政，儘管選出的是一個不太會客語的客家籍總統，但不可否認的是，民進黨內福佬人是優勢族群，大家都清楚民進黨仍是福佬人為主的黨，因此在原住民族群的版圖仍小，儘管民進黨徵召過不少原住民的名人參選，但仍勝少敗多，原住民族難以信任民進黨仍是主因，就算是2016年初蔡英文大勝，在六席原住民立委，民進黨只有陳瑩一席，這席次還是靠2002年扁政府拉攏陳瑩的父親、國民黨籍台東縣長陳建年擔任原民會主委後，以不分區立委將陳瑩鞏上國會而奠定的基礎，在這樣的情況下，民進黨要在原住民族爭取支持，由蔡英文以總統身分代表漢人道歉，更是民進黨在原住民族長遠布局的政治之路。

但蔡英文的道歉也引出我們必須面對的根本問題：臺灣漢原之間族群矛盾化解了嗎？原住民族已不被台灣社會歧視嗎？從許多網友對張震嶽質疑蔡英文道歉「噁心」的強烈反撲、歧視用語來看，潛藏的族群矛盾仍舊持續，人們說不出口的族群歧視仍在。對原住民族而言，部落自主、原住民教育、語言傳承等文化領導權仍未被國家完全確立，在土地等山林資源，原住民族仍無法享有傳統領域保護，原住民族部落仰賴的生產工具、生產關係仍常常流失，經常使用原住民語言者仍不斷減少中，原住民文化傳承、保護仍是急迫議題，離開原鄉的原住民族下一代，能以族語與長輩溝通者仍屬少數。

面對原住民族在台灣幾百年來被滅絕、欺壓的血淚歷史，作為曾在台灣生活的數十年到數百年的福佬人或漢人後代子孫，替長輩、祖先們向原住民族道歉，還給台灣原住民族一個公道，是一件無可迴避的事！同時，就如二二八事件真相該還原一樣，我們必須設法挖掘數百年來原住民族被滅絕、欺壓的真相，也有責任讓原住民族文化繼續流傳、繁衍，這都不只是蔡英文的事，也是你我的事，也是我們子孫們的事，我們更必須監督蔡英文政府落實對原住民的承諾，才是在原漢衝突的歷史情境下，屬於台灣福佬人、漢人真心的反省與道歉。

「一例一休」工時鬥爭下的政治問題

勞團與民進黨政府在立法院的勞基法修法之戰，暫時落幕。回顧這一回合的工時鬥爭，由於勞工在政治力量的薄弱，只讓反對派立委草草提出「二例」對抗「一例一休」，使保守派仍能以「缺乏加班彈性」等理由回擊。而歷史殘留下的七天國定假日問題，勞工與基層組織仍無法細緻討論，甚至提出對案，使勞團在工時鬥爭下的論述主導權對抗中，難以躍居上風

「一例一休」的工時鬥爭，與青年世代貧窮化等階級矛盾日益尖銳，有密不可分的關係。兩岸服貿引發的2014年立法院318佔領運動下，由於國族與階級矛盾同時發酵，一舉擊毀國民黨政府的執政正當性，使國民黨先在2014年底縣市長選舉大敗，2016年喪失政權，但取而代之的民進黨蔡英文政府，秉持其崛起於國族矛盾的資產階級性格，儘管在勞團施壓下，蔡英文在選前稱「一定是要實質的周休二日」，表明不能「造成勞工實質的權益的受損」，獲得勞工、青年選票支持後，蔡英文政府選後仍任命國民黨栽培的官僚為勞動部長，提出「一例一休」的砍七天國假版本送進立法院，打算在九二八教師節之前完成修法程序。

但台灣勞工的基層組織薄弱，勞保投保雖有一千萬人，但企業與產業工會只涵蓋62萬餘人（105年統計），參與企業與產業工會者仍以官營或半官營事業的工會為大宗，民營企業有工會者少之又少，職業工會多半只有辦勞健保的功能。在長期的恐左、恐共教育體制下，許多勞工對「工會」非常陌生、甚至有恐懼感，願意付錢出力支持工會者不多，工會也很少針對勞基法、工時問題與會員討論，能經常參與勞教的工會會員也有限，使勞工難以循歐洲、南美模式，透過工會討論工時問題，甚至形成修法共識。儘管政府有舉辦勞基法等課程，卻往往淪為企業人事、人資人員的進修空間，少有工會幹部參與，深入了解勞基法等勞動法令的工會幹部相當有限。

在這樣的情境下，當前台灣勞基法的工時鬥爭討論，只能在勞團幹部與較基進的工會中流傳，進步的勞基法修法提案，也只能透過勞團幹部衝撞形成的新聞消息進行宣傳，儘管臉書、PTT等社群媒體也發酵討論，但在主流媒體不支持下，工時鬥爭形成特定社群「內熱外冷」效應，社群內發動群眾抗爭往往是「萬人按讚，十人響應」，工鬥等勞團只能透過自殘式的絕食抗議靜坐方式抗爭，吸引以工會幹部、青年勞工為主的支持群眾目光。

在國會的修法鬥爭中，雖然有立法院少數較進步力量進入國會，卻因經驗與能量不足，難以提出有效抗拒「一例一休」的修法提案，只能以國民黨版「二例」應戰，勞動部以「二例」缺乏彈性、無法加班為由不斷進逼，明知「一例一休」的休息日加班費增加保障不足，卻無法提出法案與論述如：「休息日」或「第二例假」出勤須給加班費與補休一日，甚至須加成、加倍發給等，以凸顯勞動部「一例一休」使勞工被迫上班的缺陷與保守性。不僅暴露了立委法案能力薄弱、難以與行政部門抗衡的問題，這些較進步力量也無法在論述權上，與執政者取得競爭優勢。

至於藍綠執政都想砍的「七天國定假日」，不可諱言，其中包含：蔣介石生日、孫文生日..等台灣許多人不想紀念的節日，但在半年來的砍七天國假鬥爭中，勞團內部明知這議題必須處理，但在工會等基層組織討論不多下，未能以「工殤紀念日」、「五一連假」等取代方案，或透過增加「特別休假」修法等方式論述，與執政者的「只紀念不放假」、「勞工放假比公務員多」的說法對抗，也使執政者在「七天國假」議題上，仍有操作國族主義的空間。這個問題所反映的，正是勞團缺乏基層組織討論、整合論述，才能與執政者爭奪論述主導權的關鍵政治問題。

勞基法的違法代價低，與罰則不高，工時、休假、加班、扣薪等相關罰則僅二萬至三十萬元，罰則也缺乏使勞工獲得加倍補償機制，更缺乏保護吹哨者規定等，都使資方違法肆無忌憚，加重處罰、加倍補償才可能使違法案件減少。特別是我國勞檢能量長期不足，去年勞動部雖增聘到各縣市七百多名勞動條件檢查員，卻只是約聘人員，不僅沒有正式公務員的實質保障，也無法適用勞基法，更難以與日本「勞動檢查官」等比擬，在勞檢人員執法能量不足下，勞動部卻聲稱：1955電話檢舉可24小時內勞檢，可想而知，能達到的實質成效也相當有限，若貿然實施，也容易在勞檢過程引發糾紛，對勞檢執法更是傷害。勞檢人員等執法能量的培育，如同司法人員養成，都需要養成時間，但勞動部卻不願正面面對問題，只有空洞的承諾，若未能提昇、擴大勞檢人力正式編制，要提昇勞檢品質、能力，強化對勞工的保護，恐怕是緣木求魚。

除了勞檢外，強化工會參與勞資協商，才可能在職場各種細微的環節中，使工會真正能保護勞工，而工會成員進入工時鬥爭等政治問題的實質討論，才可能讓勞工了解當前政治體制的缺失與問題，才可能逐步形成政治力量，翻轉勞工與資本家之間的權力位置，勞工等弱勢者才能主導政治論述與意識形態，真正成為自己的主人。

無論今年八、九月的工時鬥爭結果如何，台灣勞工團體未來面臨手腕、盤算更加精明資產階級政黨，必須強化基層組織，形成政治議題討論，強化勞工、勞團政治論述能力，並擴大各社群間的連結，進步社群真正集結為政治力量，未來才能使這些政治力量，在政府公部門產生實際影響力，也唯有如此，台灣才可能出現真正代表勞工、弱勢者而具有實力的階級政黨，使勞動部不會被稱為「資動部」，政府不再淪為資產階級管理委員會，只為資本家謀福利。

敢開就敢給？

某產業龍頭公司今天有數十名員工離職，資方對內聲稱是最高多給兩個月薪資的「優離」方案（20年前的自立晚報工會抗爭後的資遣費是「每個年資有兩個月薪資」，比起來，這哪算什麼優離方案？）提供「不適應網路競爭態勢」者「優退」，資方甚至主動約談資深員工，只因為其薪水稍高就詢問其離職意願，還公開強調未來將員額凍結、不回補，暗示未來還會裁員！使許多基層外勤工作者、主管等人員離職。

這些離職者還沒辦完手續，該集團就釋放外勤工作者徵才訊息，還稱「敢開就敢給」，但對照資方詢問資深、高薪員工是否願意退職的作法。降低人事成本，把老員工換成低薪的「小鮮肉」、「新鮮肝」，才是資方的真正目的吧？

產業龍頭的公司都敢這麼做，整個產業、甚至其他行業更會群起效尤，這種只以人力成本考量、「汰舊換新」式的調整人力，將使勞工的在職年資越來越短，勞工處境宛如用完即丟的補充包，當青春消耗殆盡，身體老了、病了，就將面臨報廢處境。

資方這麼做，違法嗎？對不起，沒有。

令人擔心的是，如果勞工、工會漠視問題，不試圖阻擋資方的惡搞式裁員，未來勢必將有更多勞工被用各種手法逼退。就算你自認年輕，但此事若不及早因應，有一天恐怕就輪到自己受害。

怎麼辦？我認為，透過勞工的集體力量，與你的工會一起正視問題，集體要求資方不能違背承諾、任意裁員，否則將串連各團體、升高集體抗爭，才能產生對資方的制衡力量。

面對國家政策性的禮遇資方，勞方也須串連產業勞工與其他工會力量，取得政策、甚至政治主導權，推動修法抗爭，對資方裁員又增員舉動明確制定限制，才能遏止資方這類惡意降低人事成本的手段，保障勞工的工作權。

事件相關連結：

http://newtalk.tw/news/view/2016-04-29/72711

1990年三月中正廟學運--我的政治啟蒙

2016/5/6晚上看了綠色小組拍的1990年三月的中正廟學運紀錄片。回憶不少，也有些感想。

其實片子剪的不夠好，歷史脈絡不清晰，也受到那幾本所謂「學運」書的影響，某些政治人物剪入片子成為媒體焦點，今晚他們幾個沒看片、忙受媒體訪問，卻搶進映後座談搶詮釋權。還好，我花錢買票，我也非知名人物，能與幾百個好奇的年輕人在另外一個廳看片，很幸運、也很清爽，映後座談聽聽他們想法也很有趣，我最後以參與者身分說了點話，事後想想有些話沒說，在此一吐為快。

1990年三月的中正廟學運，是我政治啟蒙的開始，當年大一，高中看了幾年人間、文星雜誌，3月17日一早看報，被要錢要權又耍賴的老國代氣到了，一知道有人在中正廟口靜坐，也沒告訴室友去哪，摩托車騎了就衝下山，跟著一群不認識的人靜坐，從現場參與，開啟了完全不同於媒體寫的政治視野。

到了這個靜坐現場，簡直大開眼界，噴漆的、爭辯的、吵架的、要公開絕食的都出現，還有台大與非台大的學運社團鬥爭，拼主導權，也被一堆圍觀者掏錢舉動深深感動。我當時是小大一、孤鳥、門外漢，只能一邊觀察、一邊設法理解他們與自己在幹嘛？坐久了覺得該做點事，就進了庶務組，收睡袋、發便當。尤其是每天吃免費便當，覺得能出力做點事，才心安理得。

庶務組大本營在國家戲劇院樓梯下方的涵洞（確保睡袋不被雨淋濕），樓上校際代表、指揮小組因學運派系、意見不同大亂鬥，我們庶務組的氣氛反而好，幾天工作下來，幾個成員後來回校「出關播種」，也參加跨校聯盟，成為我在學運社團組織經驗發展的起點。

90年中正廟學運對我而言，是人生的轉折點，抗爭的場域，對照自己的經驗，我看見了三台兩大報、教科書、威權黨國意識形態的虛幻性，是我參與政治、社會運動起點，也讓我看見當時學生運動、黨外運動的複雜性，也開啟了我想理解民主運動、台灣獨立運動、左翼運動的企圖心，後來，我被某些學長視為組織鎖定目標，也成功被圈入了，搞了讀書會，讀了一堆書（遠比學校上課認真多了），但組織並沒跟著那些學長想要的台獨運動方向走，而是往左轉，在社會恐共、恐左的氣氛中，摸索、前進。

我自己從台獨運動往左轉，關鍵起於：對台獨血統論的質疑（當然，至今仍有人喜歡用血緣、基因來區分台灣人與中國人），也看到新潮流從批判康寧祥的選舉路線，宣稱街頭運動總路線卻背離了撐起運動的基層黨工。也從左翼觀點思考當年「黨外運動」的不足，特別是看到基層黨工的處境，一些長期民主運動奉獻者被政客利用完、丟在一邊的情況。因此開啟了「群眾」雜誌、「群眾之聲」的左翼運動。

在「群眾」之前，我們參與了激進台獨者的競選活動，深入了民進黨的基層，當時還為了讓左翼在民主運動取得發言權、也加入民進黨（我當年黨證號碼八千多，遠比現在一堆人資深多了）。整個過程，讓我清楚的了解許多民進黨人政治路線的局限性，從初期的漠視階級問題，到某些政黨派系、政客開始玩弄階級矛盾以彰顯自己的進步。

至今仍有很多政客、政黨，一拿到權力就背離勞動者，也有不少人拿左翼、社運、性別議題操作，作為凸顯自己進步的工具，儘管勞動者、小市民的小額捐款、選票仍是號稱進步政黨的支持主力，但很明顯的，屬於勞動者、平民的組織集體力量，依舊薄弱。社會運動好不容易長出一點果實、得到些微成果，很快就被右派政黨、政治人物收割的一乾二淨，還被反過嘲笑左翼、社運工作者「太偏激」、「破壞進步力量團結」。

318運動後，部分複製了90年的中正廟學運，同樣有許多學運明星崛起，同樣也競逐拿到了權力、位置，但拿到權力之外，他們是否回過頭來發展屬於平民的、勞動者、小市民的組織呢？還是拿著運動資源累積為個人的政治資本？誰能真正做組織培力，組織帶往哪個方向走，是否走向個人或少數人的政治資本累積？都值得這一代的318青年思考。

中正廟學運的主要詮釋權，就如同傳媒報導的，還在那些人手上。我這篇文，只是想記錄我與某些人的運動參與過程，中正廟學運對我是很大的啟蒙，但不是以那些維護資本利益政客所說的方式，說出自己的故事、自己的歷史，重新爭取詮釋權，對很多運動參與者而言，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事。

公庫連結：http://www.civilmedia.tw/archives/47333

「與黑手那卡西的最後一夜」記事 2016.1.22

   「這是我們最後一次以黑手那卡西團員的身分站上舞台，未來將不再以『黑手那卡西』作為團體演出。」

——陳柏偉、楊友仁、張迪皓「歷史終結 與黑手那卡西的最後一夜」演唱會

     柏偉是我在文化大學就認識的運動戰友，雖然我們在不同的學運社團，但當年在校內外一起打了不少仗，他當年與草山學會成員一起創作了文化大學地下校歌—「紗帽山」，這個由草山學會集體創作的學運歌曲，不只展現了柏偉的音樂生產能力，也是柏偉進行集體、運動的音樂生產起點，從當時大學生面對高學費、高房租的困境出發，「紗帽山」唱出了私校大學生的無奈心情，更是當時文大學運的代表歌曲。

   後來柏偉加入工委會，並成為黑手那卡西的創團團長，「黑手那卡西」開啟了工委會在工運的音樂文化生產，他們的集體生產音樂方式，相對於台灣主流的、商業的、塑造明星式的音樂生產，成為一個新典範。二十年來，「黑手」在社運、工運開創了左翼運動的新模式，使工運樂隊不只是帶動場子氣氛的配角，更是工運、社運音樂的帶領者，「黑手」帶給人們一個音樂產製的新想像，唱歌可以不只是個人才華、明星式的，也可以是屬於工人的、底層的，更可以是集體的、民主的決策過程，《福氣個屁》、《WTO怨嘆喔》、《台灣牛》、《憤怒的火焰》等歌曲，就是這個集體的音樂生產作品。

    2003年前後，民進黨執政下，社運、左翼運動不斷被壓制，在我曾參與的左翼團體《群眾》（我與《群眾》簡介）解散後，基於左翼應再度集結的想法，我開始參與工委會的後續團體「人民火大行動聯盟」活動，因而買了「黑手」的幾張CD，聆聽之後，對「黑手」的集體創作音樂，深深感動。

    十幾年來，我非常注意「黑手」的動態，2015年318佔領運動的週年紀念時，部分團員以「黑手」名義上場表演，引爆了「黑手」解散爭議 （參閱 張迪皓版本的318週年黑手出場 ），尤其在民陣與火盟的分裂後，作為運動團體的「黑手」，竟然以這種方式的進行裂解、鬥爭，讓人不只心痛，也深感惋惜。

    在318週年黑手出場事件爆發後，柏偉、迪皓經常陷入被前同志捨棄、背叛的複雜情緒中，除了個人被同志捨棄的、難以言說的情感，對於作為運動的、集體的、社運或工運的「黑手」而言，卻是不能不說清楚的。但「黑手」並沒有公開說明這個過程，只有在「黑手那卡西」fb留言中，見到零星對話，「黑手」的官方公開說法也只有「黑手不是誰說的算，要不要，留不留由社會所有人決定，有團體抗爭找黑手，這不是黑手主動說要不要廢的問題。」這段話。

   顯然，「黑手」既有工作者並不打算公開說明這件事，也迫使柏偉、迪皓必須面對如何以「前黑手」身分在運動重新進場的難題，幾經醞釀後，「黑手」前團員柏偉、迪皓與楊友仁決定透過「與黑手那卡西的最後一夜」演唱會重新出場，對一個曾以集體、民主運作為榮的運動團體來說，這個三個團員的告別「黑手」儀式，不只是對「黑手」的戰友、支持者負責任的展現，也是對許多人「運動傷害」心理復健的過程，透過「黑手不是那卡西」fb呈現三人對話記錄，也反省、檢討「黑手」在運動中的意義，而有了運動再出發的想像。

   身為「黑手」的多年樂迷與左翼運動者來說，昨晚是帶著悲喜、惋惜的複雜心情參加演唱會，尤其是三人演唱的《原來我們在一起是這個意思》，這個表面上是諷刺318佔領運動的明星與群眾的關係，卻也呈現了三人面對「黑手」裂解的心聲，對於在場兩百多個「黑手」樂迷而言，無疑是幸福的。尤其是，能與「黑手」一起隨著音樂擺動身體，一起拍手、唱歌、呼喊，與「黑手」一起感受二十年來面對的社會困境，一起反省、思辨這個運動過程，更是非常特別的運動經驗。

   值得一提的是：迪皓帶來的《左派是髒話》、《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新歌，充分顯示了迪皓面對當前左翼運動的思考，呈現了豐沛創作能量，整場演唱會最後以《起來》終結，更是為這個告別「黑手」的儀式，做出完美的句點。

    右派政黨在大選獲勝後，在寒冷的雨夜，我於演唱會站了兩個多小時，來回走了半個多小時的路，儘管腰酸背痛、鞋子浸水、濕著腳步行，還冒著太晚回家被老婆罵的風險，仍深深覺得不虛此行。特別是寫這篇文章時，耳邊仍不斷響起「起來！不要哀慟，起來！參與行動，起來！受苦的人，起來！起來！起來！」的歌聲，深深覺得，這些音樂、這個音樂生產模式，就是對台灣未來左翼運動的最大激勵。謝謝你們，「黑手那卡西」。

「媒體工會運動發展的省思與未來 」座談會2015.12.4 與談之發言題綱

前言：本篇為我參加該座談會之預先擬定發言題綱，當時與會者對談，對部分問題互有往來回應，並非實際發言記錄，但這也是我對於當前媒體工會運動的觀察與看法，敬請指教。

---林恕暉

媒體工會運動發展遭遇的最大困難？

1.一般人對工會認識的侷限：

不清楚工會的勞動者往往說，工會是什麼？是不是公司內的反對者？老闆的眼中釘？也有沒加入工會、看工會幹部得到好處者說，工會被老闆收買的人？

但這些疑問、想法，大多是私下流傳，缺乏公開討論、公開對話機會，就算有，也多半是侷限在企業內部，多半是工會成員之間對談，工會與非會員之間的對話有限。

工會幹部被視為「特殊的人」，若不是有權力者，就是被老闆的「眼中釘」，工會幹部與非會員之間的隔閡大。

除了企業內問題外，在歐、美、韓國等地其他國家的工會運動，工會在同一產業問題上，整體產業問題，甚至全國性、區域性、全球性的政治經濟問題，都可以提出觀點、看法，但台灣的工會極少如此，甚至很多人都認為，工會只管個別企業內的勞動事務而已。

但台灣媒體工會在此著力非常少，金融銀行業工會聯合組織還有「全金聯」，在「大傳聯」解散後，媒體工會的聯合行動，顯得十分稀少，在檯面下，只在台北市產業總工會的媒體委員會進行。

近年來媒改社、公民監督媒體聯盟等關於媒體改革的活動，也缺乏工會的參與。

2.媒體工會缺乏經驗累積、傳承：

由於各媒體工會規模小，專職人員不是沒有，就是一、兩人，在工會理監事輪替頻繁下、經驗傳承不足，經驗也不一定能累積在內聘專職人員中，沒有專職者只能透過幹部之間聯繫，更難以累積經驗。

而工會幹部與專職人員，往往有老闆、秘書的勞資關係問題。所謂的「夥伴」關係，只有在少數經驗豐富專職人員，與經驗不多的幹部之間，才比較會產生，而且基層工會薪資少，也不容易留住資深專職人員。

個別工會頭人難以承擔資方壓力，一旦遭打壓、隔離，工會傳承容易中斷，也形成寒禪效應。

＊若是工會能透過聯合組織，集中力量，延攬較多的專職人員，大型工會專職人員分工精細，能出現產業問題研究員等，從韓國、歐洲、美國等工會組織來看，工會組織甚至能提出產業分析報告，對各種職務、不同年資的工作，可以提出薪資調查，並可讓工會參與薪資談判，並對會員提出個別勞動條件的建議。

＊面對個別勞資問題，大工會也能以研究能力、組織力量與抗爭經驗介入，資方一旦發現力量不足，協商解決可能性就高。

＊台灣距離此部份，還相當遙遠，但第一步，就是要建立聯合組織，促成經常性的交流。一旦有事，被迫面對抗爭時，聯合組織資源集中、力量大，研究、組織能力相對強，也許不用真動武抗爭，就能解決問題，就算要動武抗爭、遊行、罷工，也能連結較多資源、社會關係，甚至有文宣部隊，形成輿論壓力。

大型工會的經驗比較能累積在工會秘書長、常任專職幹部，使工會秘書長或常任幹部成為工會實質領導者，資深專職工作者配合集體領導，也可避免當公司打壓工會個別理事長時，因工會頭人壓力，導致工會發展低迷等問題。

3.媒體產業議題的詮釋，缺乏勞動者、工會觀點：

雖然在爭取新聞工作者採訪自由的議題上，記協由於經常發言、曝光，佔有一定位置，但在嚴重影響媒體工作者權益的議題，如：聯合晚報編輯部門被聯合報整併、東森新聞被併購，記協未能提出看法，儘管記協也成立「產業工會、職業工會」，卻從未以此角色、位置提出屬於媒體勞動者的觀點。

此外，媒體工會之間，也缺乏工會聯合或媒體勞動者聯合組織，提出勞動者、工會觀點的看法，導致媒體工作者、工會觀點的看法在傳媒中消失，只剩下資方、官方觀點的看法，對媒體工作者的勞動權益非常非常不利，才會產生媒體工作者常常嘆息的「只能替別人爭權益，無法替自己爭權益」問題。

媒體工作者很清楚，取得議題「發言權」的非常重要，媒體工會聯合組織、媒體勞動者聯合組織，如何透過合作、討論，提出對不同議題、個別問題的共同看法，需要常態組織的溝通、磨合，才可能爭取發言權。工會之間聯合發聲，結合學者、輿論支持，才能形成文化霸權中的「陣地戰」

媒體工會運動官方可扮演什麼角色？有什麼侷限？未來應怎麼做？

＊勞工教育資源補助

黨國威權時期：勞教資源是官方控制工會主要籌碼。聽話與不聽話者的差別對待。

解嚴、市長民選後，歷經十多年來演變，五至十年前仍掌握在中層官員手上。

開放申請後，以郵戳順序為憑。今年開放政府改變，柯文哲要求明定遊戲規則，除了聯合工會、總工會，一定比例補助。其餘工會補助，以新工會、未申請過者優先。同類型者，以時間順序為優先。工會會務人員宜密切注意時間，掌握補助申請。

1.今年台北市勞動局舉辦的媒體勞檢陪鑑作業，邀請各媒體工會幹部、注重勞動議題的學者、個別媒體工作者、媒勞權小組成員參與，對台北市勞動局、勞動檢查員來說，增加「陪同鑑定人」參與勞檢，其實是多了很多步驟、增加檢查變數，對官方而言，講白了是「很麻煩」，官方自己檢查反而單純，這也是過去勞動檢查極少邀請專家學者參與的原因。

但媒體陪同鑑定的意義是，引進專業資深工作者，以他們對經驗、對產業的了解，找出傳統勞動檢查難以找到的問題，例如：過去對於企業人事、人力資源部門提出的出勤記錄，提不出來者，只能說開他一條「未置備出勤記錄」，對於是否超時加班？有無領到加班費？有無領足加班費？假日是否符合七天休息一天規定？必須提出證據證明其不實。

2.引進工會、進步學者力量，在可以查媒體官網「新聞更新的時間」，了解個別媒體工作者的工作完成時間，查出工時狀況，了解其是否超時工作？是否假日加班？在搭配人員薪資表，就能知道他是否領取加班費？加班費是否支領不足？

選擇特定的部門、特定時間，像資方人資調閱資料檢查，凸顯勞動血汗問題。

此舉在於凸顯媒體勞動問題，讓超時、過勞、血汗勞動議題，可以獲得廣泛討論，也讓慣老闆成為眾矢之的，而永豐餘老闆雇用、疑似虐待非法外勞案，也是要提醒大家對移工問題的思考。

過去一年，這類議題已經得到公眾討論效果。

勞動局另一大目標，就是「勞工組織培力」，除了在個別企業長出工會，自由時報工會、東森電視工會，都是今年的成果。

此外，我們也希望促成工會組織、媒體學者、勞動者出現聯合組織，聯合組織，讓媒體學者、工會、媒體工作者，參與勞檢，認識不同企業內部、同一類型公司、同一產業的勞動問題，理解彼此的共同點、差異，常態性的合作。

再進一步透過合作、聯合組織，爭取屬於媒體勞動者的集體話語權、發言權、詮釋權。

官方的局限性

勞檢能不能解決媒體勞動問題？能不能替勞工提高勞動條件？能不能讓勞工拿到加班費？

一句話，「不能」

勞動局勞檢只能凸顯問題，不能解決問題。

勞檢是一種「順法抗爭」的手段，協助勞工爭取勞基法規定的最低條件，但勞資問題的解決，最終仍要勞工面對資方，才能解決。

勞資爭議，勞動局依法只能調解，當中間人，讓勞工與資方面對面談判。談判籌碼、策略、優劣是分析，仍是勞工必須面對的問題。透過集體談判，取得優勢，這是工會能介入的空間。取得組織介入的籌碼，取得組織的正當性。

其核心問題是：權力在誰手上？怎麼奪回權力？

這部份，官方無法代勞，政府首長、勞動局長不可能帶動罷工、在企業內發動抗爭，也無法這麼做。發動者仍必須是勞動者組織、工會，這才是由下而上的草根民主。

仰賴英雄豪傑成為統治者，基於統治方便，統治結構仍會維繫，仰賴英雄是不可能顛覆結構、改變結構的。

台灣傳媒大亨的金權之路--記於林榮三病故後

前言：這篇文章的寫作呈現，主要是因許多知名媒體、政治人物在林榮三過世後給予超乎尋常的評價，甚至有人稱其為：近百年來「台灣第一報人」，這對百年來前仆後繼的媒體改革運動者、立志反威權與反殖民的媒體工作者、民主運動前輩們，不畏權勢、流血流汗、虧本經營努力犧牲奉獻，相當不公平，驅動我以所見所聞、公開的資訊，寫這篇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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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由時報公布創辦人林榮三11月28日病故，作為前監察院副院長、本土媒體大亨、地產界公認的台灣首富，他與所屬集團的影響力橫跨台灣政治、傳媒、經濟領域，更是所謂「李登輝路線」的擁護者，觀察林榮三的一生，正是台灣從黨國威權體制，逐步轉化為財團金權體制的縮影。

工業化下的勞工販厝

    林榮三與其大哥林堉琪、二哥林堉璘早年經營米店，在1970年代台灣代工業起飛時，林氏兄弟靠著米店生意與農民建立的人脈，收購工廠附近的農地，結合地方的政治關係，興建二樓高的簡易水泥磚房「販厝」，賣給從農村進入工廠與城市、在台北都會邊緣生活的勞動者們，一圓自己買房的夢想。這時期的房產商人則賺進了勞工、小民的一生的積蓄，成為其房產集團的第一桶金，開啟了林家兄弟的房產大亨之路，這與台灣經濟工業化、城鄉移民的遷襲過程，有極為密切的關係。

   但土地作為國家管制的稀有資本，在政治部門取得影響力，更是房產財團壯大的必經之路。特別是1970年代，因美國將冷戰防線往中國推進，亟欲拉攏中國建交、讓台灣退出聯合國等情況下，威信不斷下降的國民黨政府必須加速拉攏本土地方派系，以維持其政權統治正當性。國府於1975年面對蔣介石強人病故後的增額立委選舉，必須拉攏地方勢力支持維繫政權，房產商人代表的林榮三因此在國民黨台北縣長邵恩新支持下，以無黨籍身分角逐以台北縣、基隆、宜蘭為選區的增額立委選舉，以對抗挑戰國民黨的對手---宜蘭黨外大將郭雨新。

威權體制下的傳媒保護傘

   當年林榮三當選、郭雨新落選，林隨即加入國民黨，郭的律師林義雄、姚嘉文聯手控告林榮三賄選，敗訴後，林、姚於1976、1977年連寫兩本書指控對手賄選、買票、做票，也開啟兩人的政治之路。林榮三則在飽受輿論批評後，開始入主媒體，1978年成為《民眾日報》大股東，並藉立委職務，在國家控制媒體的報禁年代，1980年買下台中《自強日報》，先後改名《自由日報》、《自由時報》，並將報社遷到台北政經中心，開啟了他的政媒兩棲之路。

   80至90年代後期，林榮三的房產王國也不斷擴大，其監委、監察院副院長任內，致力發展其政治、傳媒影響力，尤其在結合李登輝「本土化」路線後，隱身在「台灣優先」旗幟下，傳媒也成為拉攏政商勢力、打擊對手的工具，自由時報的砸重金、低價傾銷策略，不僅聯合、中時節節敗退，而言論立場（如「本土化」...）相近的首都早報、自立晚報等黨外異議媒體，更遠非其對手，只能黯然關門、轉賣。

金權體制下的政商媒大亨

    1990年林榮三籌設聯邦銀行，使其土地與金融資本正式結合為一，使他「氣更長、更足」，擁有養地二、三十年的本錢，加上政治、傳媒實力，使其在土地市場的消息更靈通，手法更為精細，一般的土地炒家無法與其匹敵，收購土地之廣，難以計數，成為地產界公認的台灣首富。

   林榮三的政商媒滲透力，從2005年其長子林鴻聯婚禮可見其端倪，雖是「前監察院副院長」身分，卻能請來前後任總統主婚、到場，商界、藍綠陣營政治巨頭齊聚一堂，更具有台灣本土派大老的崇高地位。該報若對政府、政黨政策有所批評時，許多政治人物紛紛趕緊聯繫報社高層解釋，設法建立熱線，以扭轉輿論的劣勢。

「台灣優先」背後的勞工處境

    自由時報多年來也壓制員工成立工會，對工運報導不友善已是眾所皆知，勞工線記者曾多年隸屬財經新聞中心，而非一般報社的生活新聞單位，即可見報社認定勞動政策為財經議題，非人民生活議題，可見及獨特資方觀點，1990年也有員工籌設工會被逼離職。該報也是台灣四大報之中，最晚成立工會的報社，直到去年北市勞動局推動勞檢陪同鑑定作業後，二十多年未曾選過勞資代表的自由時報，在資方計畫選任勞資代表、企圖解決被罰鍰困境時，員工秘密串連成立企業工會，面對木已成舟，資方才承認工會成立。

    不只自由時報，許多台灣財團大亨已利用傳媒撐起企業財團的保護傘，傳媒更已成為資本家掌握國家機器的終南捷徑，從政治威權時期的侍從媒體角色，轉變為政客奉為上賓的媒體大亨，其權力之大、影響之深，從近年來許多財團、企業主紛紛設法入主傳媒，可見一二，電視台、報紙、雜誌等傳媒成為企業護身符，更是打通政商環節的絕佳利器。寡占的傳媒市場，巨大而難以約束的傳媒財團，更成為當今台灣財團金權體制的一大特徵。

    儘管去年318立院佔領運動後，網路社群興起、第三勢力的崛起，成為許多人期待台灣邁向新政治的契機，但傳媒大亨們仍具有雄厚影響力，旗下傳媒不斷在網路媒體市場開疆闢土，各位facebook輪播的傳媒「小編」依舊頻繁出現，吹捧大亨們的說法、文章仍撲天蓋地，也顯示傳媒大亨們的政經實力、論述詮釋權仍具主導地位，人們若省略了這部分，恐怕難以一窺台灣政治經濟、文化體系的全貌。

《群眾》的歷史----張金策其人其事（一）

《群眾》雜誌發行人、《群眾之聲》台長張金策，是《群眾》籌辦的關鍵人物之一，由於他的豐富的政治資歷，使得《群眾》得以籌募到運作資金，其後轉型為《群眾之聲》電台，也是歸功於他的人脈與靈活的政治能力。

   張金策於1942年出生於宜蘭縣礁溪鄉，家住礁溪「帝君廟」（礁溪協天宮）旁，廟埕是他幼時遊玩、休憩之地，經常觀察廟祝、道士與信眾互動，常常看道士畫符，耳濡目染下，也寫一手好書法。1993年國民黨中央黨部舊建築拆除後，《群眾》以辦「超渡法會」形式抗議國民黨粗暴拆古蹟時，整個超渡法會中的符咒、書法，都出自張金策之手，他甚至還扮演道士念咒超渡，擬真之程度，讓筆者與《群眾》工作人員極為嘆服，也顯示幼年經歷對他的影響。

    張家為礁溪鄉政治家族，其祖父輩的張倉連曾任礁溪鄉長、宜蘭縣議員，曾參加過蔣渭水的台灣文化協會，張倉連之子張光熾也曾任宜蘭縣議員，張金策對筆者談論其政治啟蒙時，提到他曾在張光熾介紹下，進入李萬居的《公論報》任職編輯，觀察張金策之後的辦雜誌、從政等生涯，也可發現李萬居與《公論報》的啟蒙，深刻影響其未來之路。

    戴婉真在《李萬居研究—以辦報與論政中心》（戴婉真，2009）指出：

    睽諸李萬居的一生，在後期政治生涯主要活動有三：一是省議會問政，在議會問政長達21年之久；二是辦報，創辦戰後臺灣具有獨立批評立場之民營報紙《公論報》，該報秉持民主、自由、進步的辦報信念，創刊後成為臺灣代表性民營報紙，為臺灣戰後自由報業開創另一新局；三是組黨，參與雷震等人籌組中國民主黨活動，擔任發言人之一。

    張金策於1960年北上就讀淡江大學前身「淡江文理學院」中文系就讀時，進入《公論報》任職，其批判時政的獨立自由言論立場，使十八歲的年輕張金策深受其薰陶。但1961年4月，時任省議員的李萬居因參與雷震組黨案，遭國民黨當局鎮壓，且因財務問題而被當局以借錢、司法判決，奪走李萬居的《公論報》經營權，《公論報》也失去獨立批評時政的性質（戴婉真，2009），《公論報》其後遭聯合報系收購，轉型為《經濟日報》（見聯合報創新媒體研發中心 網站），張金策也被迫離職。

    張金策畢業後，其後返回礁溪擔任教職，延續張倉連、張光熾的家族政治傳統，張金策於1973年以無黨籍身分當選礁溪鄉長，並積極從事黨外運動的政治串連，結識黃信介、張俊宏、康寧祥等黨外人士，1975年8月《台灣政論》創刊時，發行人為黃信介，其社長為康寧祥、總編輯張俊宏，張金策擔任副總編輯，當時黨外人士郭雨新參選增額立委，選區廣達台北縣、台北市、基隆市、宜蘭縣，《台灣政論》雜誌也負責郭雨新競選文宣事務（邱垂亮，2013），張金策也在礁溪的地方助選事宜。

     值得一提的是，陳菊當時為郭雨新之秘書，時任黨外鄉長職務的張金策，論資歷、備份，都在陳菊之上，雙方也有密切工作聯繫與往來，也因為《台灣政論》的對郭雨新的助選，陳菊因此與《台灣政論》的張俊宏、黃信介等人熟識，步入後來的《美麗島》雜誌，參與美麗島事件。張金策1992年返台被捕時，陳菊也曾表達關心，但陳菊所屬的新潮流系，1994至1995年前後，與張金策的選舉多為競爭對手、摩擦嚴重，陳菊事後於公開場合極少提到張金策。

    郭雨新當時競選引發轟動，聲勢浩大，落選也遭質疑與做票有關（張文隆，2013），當時擔任郭雨新律師的林義雄、姚嘉文還寫書為郭雨新平反，也讓林、姚兩人此後走上政治之路，促成《美麗島》雜誌全台串連黨外勢力。

    由於選舉《台灣政論》強力批評時政，選後《台灣政論》也遭政治整肅，1975年12月20日增額立委投票，七天之後，《台灣政論》就遭查禁關閉，前後出刊僅五期（邱垂亮，2013），隔月，張金策就被控於鄉長任內貪污五千元，初審判刑十年，半年後，張金策被控瀆職案判刑確定，其礁溪鄉長就遭停職。

     張金策的去職，也讓礁溪鄉的張家在派系鬥爭中失去主要政治位置，張家部分土地後來也被徵收為道路用地，張金策老家遭徵收而拆除大半，只剩路邊畸零地（張金策2003年競選礁溪鄉長時，曾以路邊殘破古厝作為競選辦事處，僅約三坪大）。

    眼見入獄危機緊迫，張金策等人也苦思出路，在黨外人士串連下，張金策決定與同為黨外而遭政治迫害的嘉義縣議員吳銘輝一起逃亡出境，準備到美國參加眾議院「台灣人權聽證會」，張金策以其宜蘭人脈、在友人安排下，搭漁船偷渡出海。

至於張金策如何偷渡？有何遭遇？ 如何走向左翼之路？下回分解。

記1993年《群眾》發刊辭--22年前的左翼實踐與今日對照

按：22年前的《群眾》發刊辭，主要內容至今依然適用，過了二十多年，台灣社會貧富差距、階級壓迫、青年貧窮問題越來越嚴重，實我輩之責任。當時的歷史階段與現今有類似、也有不同。

謹以此文，提供給有意集結、推動台灣左翼政團的朋友參考。
（此時與當時的差別是：《群眾》成立初期多名成員在民進黨內，希望吸納、集結成黨內左翼，不方便公開、直接批判民進黨，與現今的政經情勢不同，若把該文中的「國民黨」，對照成「國、民兩黨」，也可成為台灣左翼對當今政治的批判觀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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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創群眾作主的時代

赤腳的打鹿，穿皮鞋的吃鹿肉！

        四百年來，我們的祖先一代又一代喊出台灣社會的不公平，「三年一小反，五年一大反」地像那些「吃肉的」統治階級進行抗爭，不顧生命、留盡血汗，為的是什麼？正是因為大家勞心勞力地日夜打拼，卻不能享受一點所得，飽受奴隸一般的對待。

       今天，台灣在國民黨政權的統治下，國民黨及大資本家階級貪得無厭、橫行霸道、無所顧慮地掠奪台灣的資源，榨取人民的血汗，不只造成貧富的差距越來越大，社會的問題越來越嚴重，更連帶地敗壞社會風氣，腐蝕大眾心靈，整個社會變成惟利是圖，沒有公理正義，也毫無是非標準，充滿了邪惡、污染，充滿了壓力、不安，不只年老的沒有指望，年輕一代也一樣地沒有方向。

       更清楚的說，台灣社會不只是人吃人的社會，而且是人不是人的社會，在統治階級及其思想的浸染下，人已成水泥叢林的野獸，追逐金錢、物欲，卻又處處危機、陷阱。

        這個社會如果不及時進行徹底改造，除了那些極少數的國民黨及大資本家集團之外，大多數的台灣人民群眾，將日甚一日地深受其害、深受其苦。

        面對這樣的台灣社會，我們即使可以冷漠地得過且過，也不能眼睜睜地看著下一代在惘然地走向奴隸之路，不能不覺醒起來，向這個社會的統治勢力挑戰，為改造台灣社會盡一份力量。

         當然，台灣也有一波又一波的民主運動者在和國民黨對抗，一再地喊出「制衡」的口號，謀求對社會既有體制有所改革，台灣人民群眾，尤其是工農小市民也一再地打拼，做好「抬轎」的工作，將不少人物抬上政治舞台。但是，四十多年來，多數反對政治人物由於其中智階層的出身或認同，受其既有的階層利益和意識型態所制約，站在中智以上階層看待台灣政治社會事物，從來不曾碰觸到台灣社會問題根本的階級矛盾，對作為國民黨統治後盾的大資本家階級的所作所為，總是自然地加以忽視，聽任那些財團的魔掌伸展到台灣的每一角落、每一行業，隨心所欲地搜刮、榨取，而無從阻止社會貧富差距等問題的日漸惡化。

        很顯然的，直到今天臺灣的民主運動，還沒有人鮮明地站在工農小市民的立場，為我們勞動群眾發出「制衡」的聲音，也因此，這個運動無從發揮站台灣大多數勞動群眾的力量，表現在選票上的是停留於黨內外對抗到現在的30%左右（編按：指1980~1992年代的「黨外」選票）。

        坐轎的永遠不知抬轎苦，也決不會和抬轎的共甘苦。什麼樣的階級立場，就為什麼樣的階級服務。台灣勞動群眾不能不覺醒到，如果我們不能再政治上發揮自己的階級力量，就不能擺脫一代又一代任憑宰割的命運，就不能再經濟資源的分配上，取得我們應有的打拼所得。

       歷來的統治者總是處心積慮進行愚民教育，讓人民群眾深信自己的智慧、力量遠不及於統治者；同時，一些民主運動者也脫不出思想的左右，隨時隨地在塑造個人英雄崇拜，無形中伴隨政治者的腳步在加深、擴散愚民思想。

       歷史告訴我們，人類社會的進步和變革，依靠的不是什麼聖君明主、英雄豪傑的個人才能，主要依靠的是勞動群眾的智慧和力量。台灣工農小市民勞動群眾，勞心勞力的付出，既然能創造台灣經濟的繁榮，也必然能夠發揮自己的智慧、力量，主導社會的變革，掌握政治權力，解決社會矛盾；把整個台灣社會待向各盡所能、各取所值、公平分享的境地，當前這個只顧自己「死道友，不死貧道」的社會，改變成為我為人人、人人為我、人人發揮所長的社會；使這個社會的大多數，不再像目前這樣地同動物園的動物一般，掙脫只知追求金錢、物質享受的物化泥沼，尋回作為一個有別於野獸的「人」的價值和尊嚴。

        台灣勞動群眾不是生下來就著註定要受壓迫、受剝削，也不是生下來就註定只能做抬轎的工作。現在，社會的政治舞台是我們大家可以支撐的；只要有自主的覺醒，我們一樣可以把它拆散，重建一個屬於自己的政治大舞台，來公平分配群眾雙手創造的經濟資源。

        台灣勞動群眾已經忍受統治階級的剝削太久了，也忍受太多投機政客的玩弄。現在，該是勞動群眾作主的時候了！我們不應該只知低頭勞動、不問頭上剝削多少，我們也不應該只知抬轎、不問轎上謀取什麼，我們應該抬起頭來，用勞動群眾有力的雙手，向壓迫、剝削的任何勢力挑戰，奪回我們的政治權力、血汗所得，開創台灣勞動群眾做主的時代，創造整個台灣人民和子孫的幸福。

        台灣工農小市民覺醒起來！

(出自《群眾》雜誌創刊號 , 1993年3月)

90年代的左翼運動--《群眾》雜誌、《群眾之聲》介紹

   2014年三一八佔領立法院運動後，部分參與運動的學生、年輕人認為，因二二八事件後國民黨極力打壓與白色恐怖，台灣在史明之後，「左獨」幾乎一片空白，直到自由台灣黨的蔡丁貴，才有「台獨左派」出現，其餘都是主張與中國統一的「左統」派。

        台灣八〇年代後期解嚴後，社會運動風起雲湧，各類思潮紛紛興起，當時難道沒有出現反對與中國統一的左翼媒體嗎？

        1988年1月13日前總統蔣經國死亡後，接任者李登輝地位尚未穩固時，禁錮四十多年的台灣社會力瞬間湧出，在政治、經濟、社會、文化等各領域發生劇烈變化，當時一群反對統一的左翼人士、留學生從美國返台，分別投入勞工運動、環保運動、身心障礙者自救運動，並結合勞工運動、環保運動，與主張「台灣獨立」的北區政治受難者基金會多名成員，於1993年3月1日發行《群眾》雜誌。

       《 群眾》雜誌創刊號指明，國民黨與大資本家階級「掠奪台灣資源、榨取人民血汗」，造成貧富差距擴大，並批判台灣反對運動政治人物，「站在中智以上階層看待台灣社會事物」，忽視「階級矛盾」，「對作為國民黨政治後盾的大資本家階級的為所欲為，總是很自然地加以忽視，聽任那些財團魔掌伸展」，「無從阻止社會貧富差距等問題日趨惡化」，並暗批當時的民進黨許多主要政治人物「享有民主運動成果」，對於「勞動群眾的抬轎」，卻「坐轎的永遠不知抬轎苦，也絕不會和抬轎的共甘苦」，主張在台灣民主運動應「站在工農小市民的立場」，由勞動群眾「奪回政治權力、血汗所得」，「開創勞動群眾作主的時代」。（《群眾》發刊辭全文請見： http://linshuhui.blogspot.tw/2015/10/1993-22.html  ）

        對於「台灣是否存在階級政黨的發展空間？」問題，《群眾》雜誌於其創刊記者會報導一文也表明，「國民黨和民進黨都宣稱自己是全民政黨，而民進黨到底代表誰，實在值得探討」，「以台灣勞動階級的比例，足以支撐一個代表勞動階級的政黨」，並指勞動階級在台灣的問題是「在統治思想的長期控制下，勞動階級並不自覺自己是勞動階級」。

       這顯示《群眾》雜誌是國民黨政府遷台後，台灣第一本站在「台灣工農小市民」立場論述的左翼雜誌，在1994年地下電台風起雲湧之際，《群眾》雜誌於1994年4月結束並轉型成立《群眾之聲》廣播電台，更是台灣第一個高舉左翼理念的電子媒體。

        《群眾之聲》於1994年起發動801反抄台遊行等地下電台抗爭運動，引發激烈警民衝突，九〇年代一波波的地下電台抗爭，間接促使國民黨政府將原本黨國壟斷的無電波逐步開放，《群眾之聲》當時堅持拒絕登記合法，也不播出商業廣告，抵抗資本主義市場經濟的運作方式，長達三年多，直到1998年1月才結束運作、停止播音。

       當然，這樣的左翼媒體絕非憑空出現，很多人應該會問：《群眾》雜誌、《群眾之聲》是什麼樣的歷史脈絡、政治經濟結構、社會、文化情境下產生？在國民黨政府進行四十多年的「反共」教育宣傳、肅清左翼人士的情況下，其主要籌辦者是如何接觸、接受左翼思潮，進而傳播左翼主張？他們為何籌設《群眾》雜誌、《群眾之聲》？還有哪些人參與籌設？《群眾》雜誌、《群眾之聲》如何運作、宣傳？如何看待九〇年代的主要政黨及政治人物、社會議題？如何因應九〇年代主流的「反共」觀點？其與當時各類組織、社群的關係如何？為何作為媒體會推派人選參與選舉？參選行動對於雜誌、電台運作有何影響？《群眾之聲》與其他「地下電台」有何異同？其如何因應政府的廣播電台政策？《群眾》雜誌、《群眾之聲》如何結束？當時籌辦者、參與者於二十年後如何看待《群眾》雜誌、《群眾之聲》這段歷史？

       研究者九〇年代曾於《群眾》雜誌社、《群眾之聲》電台任職，參與雜誌、電台的籌辦，並擔任張金策的隨行秘書，在《群眾》雜誌社結束二十一年、《群眾之聲》電台結束十八年後，雖然時間久遠，人事變遷、回憶不易，且資料多未保存、遺失甚多，如今筆者有二十年報社記者經驗，具備一定記錄、整理資料能力，且因當年在《群眾》雜誌、《群眾之聲》任職，相關人士對研究者有一定程度之信任，記錄、整理讓這段歷史重新出土，實責無旁貸。

     尤其，《群眾之聲》電台結束後，部分成員心理受創甚深，《群眾之聲》又具左翼色彩，在台灣長期的反共教育宣傳下，一般人不清楚其人事情況、歷史脈絡者易生隔閡，外界探知不易，使九〇年代的台灣左翼歷史呈現一片空白，亟需補齊。

       2014年三一八佔領立法院運動，顯示台灣的資本主義運作與政治體制出現若干問題，除了「自然獨」等國族主義論述外，左翼論述成為許多新興團體的觀點，社會民主黨、自由台灣黨等左傾的政黨、政治團體紛紛成立，支持左翼理念的讀者群眾多，也讓《眉角》、《焦點事件》等獨立媒體可透過群眾募資等非商業模式運作，這與二十多年前《群眾》雜誌、《群眾之聲》電台的募資模式，有許多類似之處，都讓人思考：是否透過《群眾》雜誌、《群眾之聲》電台的「史料出土」，提供關心台灣政治、社會運動、獨立媒體發展者思考其出路的歷史材料，也提供各方作為了解九零年代左翼運動的研究材料。

        

道歉與感謝啟事 — 記21年前的一場群眾運動，感謝挺運動與默默支持的人們

    緣起：1994年7月30日禮拜六凌晨，新聞局發動大規模「地下電台」（本文名為「民主電台」）抄台行動，新聞局與警察同時到14家民主電台破門，強行進入搬走機器、衝突並打傷電台工作人員，隔天，《群眾之聲》等多家民主電台組成聯播網，批判國民黨政府的抄台行動，並於再隔天的8月1日禮拜一上午十點發動抗爭，在立法院中山南路大門集合，向新聞局、行政院抗議，大批鎮暴警察擺出陣勢，手持盾牌、棍棒在行政院前待命，噴水車、消防車也在一旁，場面肅颯。

    當天遊行隊伍是一個年輕人指揮，群眾之聲台長張金策因頭部受傷無法大聲發言，答應當指揮的民進黨前國代林重模並未到場，另一女性指揮也被這警民對峙場面驚嚇，難以言語，這名年輕人與群眾之聲台長張金策一起站在宣傳車上，帶著兩、三千人步行環繞行政院、新聞局，表達對新聞局發動抄台的強烈抗議、不滿。

   當時忠孝東路正進行捷運板南線工程，四處堆積著板模、砂石，捷運工地圍籬也不足，警方一再透過擴音器要求人群解散，卻反來引來抗爭者的叫罵，警方不斷叫陣，也派人在行政院、新聞局頂樓蒐證，雙方情緒高張。當隊伍走到林森南路時，警方先噴水打算驅散，但水量不足，反倒為炙熱天氣的街頭帶來一股清涼，部分憤怒的人們拿起地上的木條、石塊回擊。

   警方的叫陣，卻更增窘態，原因是：以聲音為專長的民主電台，在宣傳車上放了多個大分貝音箱、喇叭，警方的手提擴音器在這些大音箱前，可說細如飛蚊之聲，根本聽不清楚警方現場指揮官、前中正一分局長張鴻儀在說啥，抗爭隊伍環繞行政院一圈，走回忠孝東路大門前時，手持警棍的警察衝出來，砸毀帶頭宣傳車玻璃，拉斷麥克風線，宣傳車加速駛離後，年輕的指揮也趕緊下車，跑到另一輛在立法院前的宣傳車上繼續演說，避免指揮中心中斷，讓抗爭的人們失去方向。

   但第二輛宣傳車上的年輕指揮很快發現，大批鎮暴警察已經聚集在行政院前，敲打盾牌，準備發動驅離，他雖鎮定演說，企圖穩住場面，但警察已一步步推進，兵臨城下，一旁的同志們則一再勸他下車，說他已成警方鎖定目標，眼見中山南路上群眾人數已不如警察，警方哨音一在逼近，不得已之下，他從車後階梯下車，宣布結束這場抗爭，在同志們的推、拖、拉下，小跑步離場，警察眼見指揮者下車了，立即大舉衝出，配合後方水車，揮舞棍棒，強力驅散人群。

   在這場激烈的警民衝突中，除了有多部宣傳車被警棍砸毀，也有人把華視新聞採訪車被推倒、燒毀，警民有一、二十人受傷，有多人送至台大醫院急診、住院治療，群眾之聲也發動募款，平撫傷者的心。

    出櫃  與  遲來的道歉

    是的，這場抗爭的現場指揮就是我，林恕暉，當年二十四歲，當時各報沒人問出來指揮者是誰，僅《新新聞》週刊明確寫出我的姓名，被迫離場後，由於警方隔天發佈0801專刊，把我與張金策的照片貼在各警局、派出所內，我的人頭照也被放在當時報章「協尋」，我因此開始一個多月的「跑路」的生涯，同志、朋友們替我安排住宿，每個地方住不超過一星期，從埔里農村，到台北公寓，都曾是落腳歇息之處。

    在此感謝許多素昧平生的朋友們協助幫忙，感謝他們願意冒險收留逃犯，空出房間、打點餐飲，讓我平安度過這段風聲鶴唳的日子，從南到北，讓我度過一段不平凡的經歷，包括：大稻埕文化人士周奕成、媒體人何孟奎等人，不計前嫌（當時在文化大學有既聯合又競爭的學生運動），鼎力協助，收留我住宿，打點飲食，特別在此致謝。

    此事件一個半月後，北檢將我與張金策等人起訴，對我求刑一年二個月，當年底張金策省議員參選落選，選後我轉任自立早報記者，且政府粗暴抄台一再遭輿論批判，法官審案時，肅殺之氣已不再，且李登輝、連戰政府亟欲塑造開明形象，隔年台北地院初審判刑三個月，我不打算上訴，但檢方卻不願放過，再提上訴，更向法院求刑十個月以上。

   田姓檢察官在上訴書內指我「年僅廿四歲即不務正業，投身暴亂活動，指揮暴民在行政院前聚眾遊行，甚至高聲辱罵行政院長，其言詞之粗鄙，不堪入耳，其行為之大膽，令人咋舌，足見其目無法紀之程度，環世罕有其匹，心性之頑劣凶惡，亦昭然若揭，惡性如此重大，非重罰不足以懲儆，其所犯之法條之最重本刑為有期徒刑貳年，原審僅從輕量處有期徒刑參月以示薄懲，尚不足以促其悔悟遷善，或反滋其蔑視法律之心，使其低估自行犯行之嚴重性，終啟再犯之可能性」。

   田檢察官的論理、文采並茂的起訴書，啟發我對法律、法庭的另一種想像、看法，反倒讓我對國家機器、司法威嚇完全免疫，因為這篇上訴書，在我心目中，成為一種光榮的標記，其娛樂程度之高，遠勝求學、工作所得的獎品獎狀，對我砥礪之深，讓我發願成為更能以理服人的傳播者、運動者，對我日後的人生態度、生涯想像，有深遠的影響。

    顯然高院法官並不認同這篇上訴書內容，台灣高等法院的判決並未增加刑度，以判刑三個月定讞，易科罰金折合台幣八萬一千元，而我當時已成為地方記者，標了人生第一個會，繳了罰金，會腳包括警察、情治人員、公所職員、官方報紙記者與同業，如今想來，十分有趣。

    訴訟過程中，我已轉任記者，與其他計程車司機同時出庭時，法官審訊得知我當記者後，對我與其他同案被告態度大不同。詢問我時語氣平順，詢問身旁計程車司機等被告時，口氣嚴厲，甚至語多斥責，深刻感受司法體系對不同階層人的應對差異，也加深我希望與中下階層人民一起努力改革社會的決心。此外，訴訟時多次麻煩人權律師、前台灣人權促進會長邱晃泉，特別感謝邱律師多次義務出庭，協助訴訟事宜。

    不過，我必須為此抗爭公開道歉，儘管《群眾》曾發動募款，但仍有部分人士受傷、被捕時，無法即時援助，而我也難以出面，尤其隔年起迫於生計，擔任媒體記者工作，在傳播媒體必須「客觀公正」意識型態下，更難以「出櫃」公開身分，每每思及此事，深感虧欠，如今雖已過二十年，終於脫離傳媒工作，必須為當年之抗爭，引發相關人士困擾、失落、感嘆、迷惘，無法為當時之事，整理、檢討、反省缺失，身為指揮者，在此再一次致歉，對不起。

    二十年來，許多人深受「運動傷害」，有苦說不出，有人含恨、含悲半生，為彌補遲了二十年的歉意，魯蛇如我並無恆產，只能以二十年文字工作者經驗，我願設法將當年「群眾」與眾多熱心支持者流血流汗的這段歷史，重新出土，目前正收集各項資料，也煩請各位同志、朋友，近日若因此有叨擾之處，敬請見諒，無勝感激。

   目前已整理《群眾》雜誌、《群眾之聲》及其主要人士大事紀  http://linshuhui.blogspot.tw/2015_09_01_archive.html ，希望明年此時，能將此段過程整理成冊。

也把我的案例，提供給歷經去年三一八等事件的年輕人參考，這是人生的重大轉折，面對國家暴力會有很多害怕、憂慮，若能好好面對，也會成為豐富人生的重要養分。

林恕暉  敬上  2015年10月8日晚

《群眾》及其主要人物大事紀

時間	事件	背景
1960年	張金策進入《公論報》擔任編輯。	雷震與李萬居、高玉樹等人計畫組黨，不見容於當局，1960年9月4日雷震被捕，《自由中國》被迫停刊。
1961年4月	李萬居被逼退出《公論報》，由國民黨台北市議長張祥傳取得經營權，其報紙登記證後來輾轉賣給王惕吾，改為《經濟日報》，張金策離開公論報。
1973年3月	張金策當選宜蘭縣礁溪鄉長
1975年8月	《台灣政論》創刊，發行人黃信介、社長康寧祥、總編輯張俊宏、副總編輯張金策、黃華，《台灣政論》雜誌也負責郭雨新競選文宣事務，張金策也在礁溪負責競選事務。	1975年增額立委選舉，前省議員郭雨新參選增額立委（台北縣、基隆市、宜蘭縣區）。
12月20日		增額立委選舉投票，郭雨新落選。
12月27日	選後整肅開始，《台灣政論》遭查禁停刊，引發各方關注。
1976年1月21日	張金策被控「貪污」五千元，初審遭判刑十年。
6 月16日	張金策被控瀆職案判刑確定，礁溪鄉長遭停職。
1976年下半年	張金策搭漁船偷渡出海，於日本與那國島外海游泳上岸，向日本尋求政治庇護，一度遭拘禁，國民黨要求遣送張金策回台，為黃昭堂等台獨聯盟成員營救。	美國民主黨提名卡特（James Earl Carter, Jr）參選總統。
1977年6月	張金策出席美國眾議院「台灣人權公聽會」，說明台灣民主人士遭迫害情況，國民黨政府遭美國批判。會後，張金策接任台灣獨立建國聯盟宣傳部長，主編《台獨》刊物。	當年1月卡特就職美國總統，並主張美國與中國關係正常化，準備建交，台美關係生變。
1978年12月	鄧小平訪美，張金策擔任美國白宮前海外台灣人大示威總指揮。其後，張金策質疑獨盟支持美國帝國主義立場，退出獨盟，個人立場由右派轉為左傾。	中美簽署《建交公報》，於鄧小平訪美前公布，卡特總統也宣布1979年1月1日中美建交，並承認「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是中國的唯一合法政府」，國民黨在台統治正當性遭強烈衝其。
1979年12月	美麗島事件發生，海外留學生鍾維達參與海外台灣人至美國休士頓的中華民國領事館抗議，遭支持國民黨同學通報，使鍾回台加簽被撤銷，列入黑名單。	高雄發生美麗島事件。
1981至1984年	張金策結合鍾維達等左翼知識份子，出版《海外政論》雜誌。
1985至1987年	張金策、鍾維達、王志郎等人出版《台灣天地》雜誌。	1987年5月20日政府宣布解嚴
1988年1月	鍾維達獲准返台，參與各類社運活動。	520農民運動爆發激烈警民衝突
1989年8月	鍾維達擔任勞支會（勞工陣線前身）組織部主任，結識各社運人士。
1990年7至9月	鍾維達、黃泰山參加台灣基督教城鄉宣教協會（URM）美國夏令營，黃泰山於美東結識張金策，鍾維達返台後參加北區政治受難者基金會，結識康惟壤、黃國良、簡淑慧等人。	3月野百合學運，國會全面選舉、總統直選呼聲高
1991年	鍾維達、黃泰山分別於環保聯盟、文化、淡江、東吳、中興法商、東海等校舉辦讀書會，串聯左傾學生。鍾維達、黃泰山與學生替陳婉真競選立委助選。	李登輝總統提名郝柏村為行政院長，引發「反軍人干政」遊行，並爆發獨立台灣會案，該年底舉行首屆立委選舉。
1992年9月	張金策返台被捕，隨即交保釋放。張金策、鍾維達、黃泰山等人決定籌辦群眾雜誌，張金策負責籌募經費。
1992年11月 至1993年1月	群眾部分人員至台北縣各地為民進黨部分基層公職助選，拓展人脈。
1993年3月	群眾雜誌社發行，張金策為發行人，鍾維達為社長，巡迴全國各地辦演講會、販售雜誌。	全民電台、台灣之聲等地下電台相繼成立。
1994年4月11日	當日凌晨爆發國民黨中央黨部舊建築拆除抗爭，台灣之聲等地下電台號召大批計程車參與，眼見電台風行、雜誌經營不易，群眾雜誌決定停刊、轉型成立電台，由張金策擔任台長，名「群眾之聲」。
4月21日	北檢抄因411案對台灣之聲等電台首次進行抄台。
7月30日	新聞局發動全台二次抄台，張金策被打受傷，群眾之聲等電台發動8月1日抗爭。
8月1日	群眾之聲等電台於行政院前發動遊行，爆發警民激烈衝突。警方隔天發佈專刊通緝張金策等人。
8月31日	第三次發動抄台由板檢主導，千名警力圍攻台灣之聲、群眾之聲。
11月	鍾維達轉任環保聯盟秘書長
12月2日	全民計程車司機戴正昌被殺，多輛計程車被砸毀。
12月3日	張金策競選省議員落敗，獲5萬1261票。群眾之聲多數人員離職，專職人員縮減至5人以下。	首屆省市長選舉投票。宋楚瑜當選台灣省長，陳水扁當選台北市長，吳敦義當選高雄市長。
1995年	張金策以無黨籍參選立委獲7930票落敗。
1996年3月	總統選後，群眾之聲電台聽眾流失。	首次總統直選，李登輝當選。
1997年	群眾之聲推張素真以無黨籍參選台北縣（三重、蘆洲區）議員。
1998年1月	張素真落選，群眾之聲電台結束關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