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5年12月5日 星期六

「媒體工會運動發展的省思與未來 」座談會2015.12.4 與談之發言題綱

前言:本篇為我參加該座談會之預先擬定發言題綱,當時與會者對談,對部分問題互有往來回應,並非實際發言記錄,但這也是我對於當前媒體工會運動的觀察與看法,敬請指教。
---林恕暉

媒體工會運動發展遭遇的最大困難?

1.一般人對工會認識的侷限:

不清楚工會的勞動者往往說,工會是什麼?是不是公司內的反對者?老闆的眼中釘?也有沒加入工會、看工會幹部得到好處者說,工會被老闆收買的人?

但這些疑問、想法,大多是私下流傳,缺乏公開討論、公開對話機會,就算有,也多半是侷限在企業內部,多半是工會成員之間對談,工會與非會員之間的對話有限。

工會幹部被視為「特殊的人」,若不是有權力者,就是被老闆的「眼中釘」,工會幹部與非會員之間的隔閡大。

除了企業內問題外,在歐、美、韓國等地其他國家的工會運動,工會在同一產業問題上,整體產業問題,甚至全國性、區域性、全球性的政治經濟問題,都可以提出觀點、看法,但台灣的工會極少如此,甚至很多人都認為,工會只管個別企業內的勞動事務而已。

但台灣媒體工會在此著力非常少,金融銀行業工會聯合組織還有「全金聯」,在「大傳聯」解散後,媒體工會的聯合行動,顯得十分稀少,在檯面下,只在台北市產業總工會的媒體委員會進行。

近年來媒改社、公民監督媒體聯盟等關於媒體改革的活動,也缺乏工會的參與。

2.媒體工會缺乏經驗累積、傳承:
由於各媒體工會規模小,專職人員不是沒有,就是一、兩人,在工會理監事輪替頻繁下、經驗傳承不足,經驗也不一定能累積在內聘專職人員中,沒有專職者只能透過幹部之間聯繫,更難以累積經驗。

而工會幹部與專職人員,往往有老闆、秘書的勞資關係問題。所謂的「夥伴」關係,只有在少數經驗豐富專職人員,與經驗不多的幹部之間,才比較會產生,而且基層工會薪資少,也不容易留住資深專職人員。

個別工會頭人難以承擔資方壓力,一旦遭打壓、隔離,工會傳承容易中斷,也形成寒禪效應。

*若是工會能透過聯合組織,集中力量,延攬較多的專職人員,大型工會專職人員分工精細,能出現產業問題研究員等,從韓國、歐洲、美國等工會組織來看,工會組織甚至能提出產業分析報告,對各種職務、不同年資的工作,可以提出薪資調查,並可讓工會參與薪資談判,並對會員提出個別勞動條件的建議。

*面對個別勞資問題,大工會也能以研究能力、組織力量與抗爭經驗介入,資方一旦發現力量不足,協商解決可能性就高。

*台灣距離此部份,還相當遙遠,但第一步,就是要建立聯合組織,促成經常性的交流。一旦有事,被迫面對抗爭時,聯合組織資源集中、力量大,研究、組織能力相對強,也許不用真動武抗爭,就能解決問題,就算要動武抗爭、遊行、罷工,也能連結較多資源、社會關係,甚至有文宣部隊,形成輿論壓力。

大型工會的經驗比較能累積在工會秘書長、常任專職幹部,使工會秘書長或常任幹部成為工會實質領導者,資深專職工作者配合集體領導,也可避免當公司打壓工會個別理事長時,因工會頭人壓力,導致工會發展低迷等問題。

3.媒體產業議題的詮釋,缺乏勞動者、工會觀點:
雖然在爭取新聞工作者採訪自由的議題上,記協由於經常發言、曝光,佔有一定位置,但在嚴重影響媒體工作者權益的議題,如:聯合晚報編輯部門被聯合報整併、東森新聞被併購,記協未能提出看法,儘管記協也成立「產業工會、職業工會」,卻從未以此角色、位置提出屬於媒體勞動者的觀點。

此外,媒體工會之間,也缺乏工會聯合或媒體勞動者聯合組織,提出勞動者、工會觀點的看法,導致媒體工作者、工會觀點的看法在傳媒中消失,只剩下資方、官方觀點的看法,對媒體工作者的勞動權益非常非常不利,才會產生媒體工作者常常嘆息的「只能替別人爭權益,無法替自己爭權益」問題。

媒體工作者很清楚,取得議題「發言權」的非常重要,媒體工會聯合組織、媒體勞動者聯合組織,如何透過合作、討論,提出對不同議題、個別問題的共同看法,需要常態組織的溝通、磨合,才可能爭取發言權。工會之間聯合發聲,結合學者、輿論支持,才能形成文化霸權中的「陣地戰」

媒體工會運動官方可扮演什麼角色?有什麼侷限?未來應怎麼做?

*勞工教育資源補助
黨國威權時期:勞教資源是官方控制工會主要籌碼。聽話與不聽話者的差別對待。
解嚴、市長民選後,歷經十多年來演變,五至十年前仍掌握在中層官員手上。

開放申請後,以郵戳順序為憑。今年開放政府改變,柯文哲要求明定遊戲規則,除了聯合工會、總工會,一定比例補助。其餘工會補助,以新工會、未申請過者優先。同類型者,以時間順序為優先。工會會務人員宜密切注意時間,掌握補助申請。


1.今年台北市勞動局舉辦的媒體勞檢陪鑑作業,邀請各媒體工會幹部、注重勞動議題的學者、個別媒體工作者、媒勞權小組成員參與,對台北市勞動局、勞動檢查員來說,增加「陪同鑑定人」參與勞檢,其實是多了很多步驟、增加檢查變數,對官方而言,講白了是「很麻煩」,官方自己檢查反而單純,這也是過去勞動檢查極少邀請專家學者參與的原因。

但媒體陪同鑑定的意義是,引進專業資深工作者,以他們對經驗、對產業的了解,找出傳統勞動檢查難以找到的問題,例如:過去對於企業人事、人力資源部門提出的出勤記錄,提不出來者,只能說開他一條「未置備出勤記錄」,對於是否超時加班?有無領到加班費?有無領足加班費?假日是否符合七天休息一天規定?必須提出證據證明其不實。

2.引進工會、進步學者力量,在可以查媒體官網「新聞更新的時間」,了解個別媒體工作者的工作完成時間,查出工時狀況,了解其是否超時工作?是否假日加班?在搭配人員薪資表,就能知道他是否領取加班費?加班費是否支領不足?
選擇特定的部門、特定時間,像資方人資調閱資料檢查,凸顯勞動血汗問題。

此舉在於凸顯媒體勞動問題,讓超時、過勞、血汗勞動議題,可以獲得廣泛討論,也讓慣老闆成為眾矢之的,而永豐餘老闆雇用、疑似虐待非法外勞案,也是要提醒大家對移工問題的思考。
過去一年,這類議題已經得到公眾討論效果。

勞動局另一大目標,就是「勞工組織培力」,除了在個別企業長出工會,自由時報工會、東森電視工會,都是今年的成果。

此外,我們也希望促成工會組織、媒體學者、勞動者出現聯合組織,聯合組織,讓媒體學者、工會、媒體工作者,參與勞檢,認識不同企業內部、同一類型公司、同一產業的勞動問題,理解彼此的共同點、差異,常態性的合作。

再進一步透過合作、聯合組織,爭取屬於媒體勞動者的集體話語權、發言權、詮釋權。

官方的局限性

勞檢能不能解決媒體勞動問題?能不能替勞工提高勞動條件?能不能讓勞工拿到加班費?
一句話,「不能」

勞動局勞檢只能凸顯問題,不能解決問題。
勞檢是一種「順法抗爭」的手段,協助勞工爭取勞基法規定的最低條件,但勞資問題的解決,最終仍要勞工面對資方,才能解決。

勞資爭議,勞動局依法只能調解,當中間人,讓勞工與資方面對面談判。談判籌碼、策略、優劣是分析,仍是勞工必須面對的問題。透過集體談判,取得優勢,這是工會能介入的空間。取得組織介入的籌碼,取得組織的正當性。

其核心問題是:權力在誰手上?怎麼奪回權力?

這部份,官方無法代勞,政府首長、勞動局長不可能帶動罷工、在企業內發動抗爭,也無法這麼做。發動者仍必須是勞動者組織、工會,這才是由下而上的草根民主。


仰賴英雄豪傑成為統治者,基於統治方便,統治結構仍會維繫,仰賴英雄是不可能顛覆結構、改變結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