個人媒體經驗的反思

1995年我考入自立早報北縣組擔任記者，在非社會科學、非新聞科系的背景下，能考入自立報系，實歸因於我大學、社運團體工作時磨練出的文筆與政治經驗，加上部分媒體前輩對社運的認同，讓我得以進入媒體工作，剛開始當記者，其實只是為了能找一份穩定收入，也希望能利用工作之餘，有機會繼續與社運保持聯繫。

剛開始在北縣跑地方新聞，衝擊相當大，當初在街頭抗議的對象包括警察、公務員、政治人物，如今卻變成採訪對象，每天近距離與他們接觸，讓我更了解他們的生活，體會到基層警察只能聽命行事的工作辛苦，也會看見部分員警、檢察官對社會地位低的被告動輒怒罵，卻只能感到氣憤、難過，卻受限於記者的角色，最多只能從旁規勸，多數時候仍無能為力。

1998年自立晚報工會在王芳萍、袁孔琪等人的帶動下，工會較重視組織工作，我也獲選為工會代表，1999年1月，自立早報無預警歇業，工會發動抗爭，我擔任協商代表，參與抗爭活動，因此得罪自立資方，從被自立的留任名單，轉列為資遣名單，我也因此面臨工作無著的問題，誰知道卻因禍得福，此一抗爭在當時擔任勞工局長的鄭村棋協助與新舊資方談判下，自立工會抗爭獲勝，遭資遣員工都領到資遣費，抗爭結束後，我領了四個月資遣費、十多萬元離開自立晚報，並幸運的在一個多月後轉入自由時報北市組擔任記者。

事實上，我參與工會抗爭時，內心也有掙扎，我明白將可能因此斷送晉升小主管機會，但無預警歇業事件，也讓人看清楚報社資方對媒體工人的誠意多麼微小，我繼續參與抗爭，只想實現社會正義，沒想到卻能領到資遣費，還能找到在較大媒體的新工作，比起聽老闆話的乖乖牌、留在自立工作的同事，我顯得幸運許多。

記者工作讓我可有機會更看清楚既有政治人物的決策過程與思考模式，看清楚政客們為了保住權力、金錢的動作，也能就近觀察社運事件始末，撰寫不至於過於偏袒當權者的報導，協助弱勢者取得資源，或間接協助社運團體，休假時也能以個人身分參與社運，希望成為一個相對進步的媒體工作者。

但不可否認，從媒體工作也有侷限性，畢竟目前的媒體仍被多數人定義為「觀察者」，而非「參與者」，使新聞被認為應公正客觀，但我也從不認為新聞報導有可能保持公正客觀，因為每一則新聞描述，都有其特定的觀察角度、立場，每一則新聞的報導角度、立場，都是媒體記者、編輯、媒體資方與被報導者之間，多重權力關係運作下的結果，所謂「讀者至上」、「閱聽眾至上」的收視率或閱報率，都是追求利潤的商業邏輯下的產物，新聞早已徹底的商品化。

尤其，壹周刊與蘋果日報來台，更造成台灣平面媒體將新聞推向商品化，也象徵台灣平面媒體被捲入資本主義全球化浪潮，使新聞生產在成本考量下，新聞對事件的 描述更零散,片斷，當權者,資本家的觀點充斥其中，在媒體資方壓低成本的考量下，媒體工人的工作條件日趨惡劣，媒體工人必須面臨更險惡的政經形勢，處境也將更為艱難。

「群眾」運動經驗的反思

1990年代中期，正處於國民黨一黨獨大時代，民進黨開始吸納社運資源、走向選舉路線，當時部分左派人士結合環保、勞工社運工作者、民進黨基層黨工與左翼進步學生，批判新潮流系帶領的路線，並於1993年成立「群眾」雜誌社，希望發展出左翼政治勢力，在當時評估民進黨員數不多情況下，決定先在民進黨內發展政治實力，等實力壯大後，再發展出左派政黨。

「群眾」當時主導反核四、反淡水河污染抗爭議題，並且在台北縣市替民進黨內的新生勢力助選，在海外流亡的獨派左翼人士張金策回台之後，群眾決議推派張金策參加1994年底的省議員台北縣選區選舉，群眾各成員先在北縣各地加入民進黨，由於當時民進黨基層組織薄弱，知識青年的投靠因此備受歡迎，「群眾」當時在中永和、三重、蘆洲、新莊、五股、貢寮助選頗有進展，也取得部分縣議員、市代表認同。

此外，張金策也憑藉他早年在獨派人士的關係爭取資源，並且利用二手設備，讓「群眾之聲」電台得以成立，讓學運、環保、勞工運動者增加宣傳管道，致力宣傳左派思潮，在當時地下電台風潮中，唯一具有左獨色彩的電台，透過電台讓中下階層民眾，在Call-in風潮盛行下，地下電台讓計程車司機、流動攤販、小店家有發表政治意見的機會，當時群眾的專職工作者多達四十人，半職者更多，組織迅速擴張。

1994年7月底深夜，群眾之聲被新聞局動員警力抄台，電台斷訊，張金策因保護機具被打傷，群眾之聲決定反擊，8月1日透過電台動員三千人包圍行政院抗議，警力經過近一個小時集結後，以水柱驅散群眾，由於行政院鄰近捷運善導寺站工地，遊行群眾就近在工地拿石頭丟擲警察反抗，警民激烈衝突，雙方都有人受傷掛彩，當天由於張金策受傷無法透過麥克風發言，只能站在宣傳車上，當天安排代理人前立委林重謨臨陣脫逃，另一位女性指揮也無法承受衝突場面，指揮車上只剩張金策與我，當天多數時間為我手拿麥克風發言，兩人因此成為警察鎖定目標，我與張在宣傳車多次被強力水柱噴灑，仍繼續引導遊行者轉到立法院，但警方仍窮追不捨，最後我在抗議民眾保護下，離開遊行現場。

隔天，警方發布801追緝專刊，將張金策與我列為逮捕對象，我台中老家也有警察多次上門想抓人，群眾之聲、競選總部被警察盯哨，張只能中斷競選活動，由於核心領導者不在，電台、競選總部兩個團隊因為人力、財力資源有限，加上工作默契不足、感情因素等，使「群眾」成員出現嚴重裂痕，警方追捕的風頭過後，張於九月起重回競選活動與電台，卻無力化解歧見，使選戰末期民進黨內主要競爭對手發動攻勢時，選戰團隊卻無力因應對策，導致綠營激進游離票被侵蝕，在當選須八萬票情況下，張金策以五萬多票落敗。

選戰失利後，主要成員間心結更深，財務問題更使組織無力維繫，成員大量流失，只留下電台少數人力，我則因生計，考入自立早報工作，在北縣擔任記者，隔年張金策在無黨籍身分參選立委，已失去契機，以數千票落敗，801遊行官司也在兩年後宣判三個月易科罰金定讞，繳給法院八萬多罰金，其中檢察官還認為一審判決三個月太輕，上訴求處更重刑責，二審仍判刑三個月。

但這一段經驗，卻讓我在政治分析上快速成長，也對台北縣市政治派系也有深入了解，也深刻感受到「運動社團過度集中資源投入選舉」的惡果，不過，從這個過程來看，我必須說「選舉活動不是唯一的政治運動，卻是重要的政治運動方式，透過選舉很容易宣傳理念、接觸非社運圈的群眾」。

左翼不應忽視政治運動，左派應該集結各社運領域參政

昨天，我被通知採訪一個行程，郝龍斌市府找來養老院長者、身心障礙者代表四十五人到市府一樓餐廳，由七個市府局處女首長煮幾鍋湯圓，在一大堆媒體鏡頭面前，幫他們一人端上一碗湯圓，就「象徵市府對弱勢團體的關心」，郝龍斌則連煮湯圓都沒來，等到湯圓吃完後，他才匆匆趕來送一盒湯圓當小禮物，這種關心程度，過去的市長還會走到老人院、孤兒院、弱勢家庭，看他們有何需要改善的生活問題，郝龍斌的關心程度比以前的市長更加不如，也代表社會弱勢者淪為作秀的工具，也顯示社會弱勢者在政治人物心目中的地位。

從個人運動經驗上來看，如果左派沒有集結，就像向我擔任媒體記者十三年來，多數時間只能在個人生活、工作領域發揮零星作用，無法分享運動經驗，找出運動方向﹔如果左派繼續忽視政治運動，則台灣政治就會繼續以「代議政治」為主軸，成為少數精英的競逐之地，社會低層弱勢者無法在政治上發聲，政府政策也無法真正有利於社會底層人民。

素食生活

　在人類追求享樂的慾望下，地球環境日趨惡化，為了避免環境資源消耗殆盡，不少環保人士開始提倡素食生活，希望藉由減少食用動物肉類，降低飼養動物對環境的破壞，保護地球的自然環境。

　為了滿足人類食用肉類的需求，畜牧業必須耗費大量土地與水資源，根據統計，每生產一磅的牛肉，必須消耗二千五百加崙的水，但生產同樣重量的小麥，卻只需要二十加崙的水，若以土地大小計算，一英畝的農地可以生產二百五十磅牛肉時，它也能生產三萬磅的紅蘿蔔或五萬磅的番茄，也有人估算發現，提供一位肉食者一餐的溫飽所耗費的資源可讓二十位素食者飽足一頓。

　同時，飼養家畜造成環境破壞程度也遠大於種植農作物，在台灣，為了滿足食用豬肉的需求，高雄、屏東縣市有大量的養豬戶在溪流旁設場，儘管在政府要求下，養豬戶設置了豬排泄物的污水處理設備，但部分養豬戶仍為了省電關閉污水處理設備，利用深夜排放污水，造成溪流污染、發出惡臭，豬肉不僅台灣人食用，更會外銷日本等國賺取外匯，卻也讓台灣付出環境污染代價。

　尤其，地球暖化效應造成氣候變遷，除了二氧化碳之外，甲烷也被環保專家視為造成地球暖化的主要因素之一，仍目前大氣中存在的甲烷有四分之一來自畜牧業飼養的家畜所排放，減少全球畜牧業的家畜數量，也被視為維護地球環境的重要課題。

　台灣在佛教、一貫道等宗教團體推動下，估計約有十分之一的人過著素食生活，街頭巷尾素食餐廳林立，不少餐廳、小吃店也備有素食菜單，堪稱是全球讓素食者覓食最方便的地區，許多素食餐點更是製作精美，幾乎讓人忘記正在吃素，若有機會經過素食餐廳，不妨嘗試一下，也許可以讓你新一層的生活體驗。

產業外移下的性工作者－－電影「性工作者十日談」

(翻攝「性工作者十日談」的出租DVD)

娼妓是世界上最古老的生意，從沒有一個統治者可以消滅！

－－香港電影「性工作者十日談」台詞

　香港電影「性工作者十日談」DVD最近在出租通路(百視達)上架，這部改編自香港作家楊漪珊＜古老生意新專業--香港性工作者社會報告＞一書的電影，雖然是商業片，但在扎實的田野調查下，使電影能從妓權運動的角度，描繪香港性工作者的生活處境，相當難得。

電影透過觀察來自中國內地與香港本地的女性、男性、跨性別等性工作者的十天生活，呈現他們在社會底層爭奪生存利益的愛恨糾葛，尤其對大學生出身的妓權運動者，接觸性工作者時的困境，也有相當深刻的描繪，是一部可以成為「認識性工作者」教材的電影。

「夜總會是夕陽工業！」

在深圳等鄰近新興城市性產業蓬勃發展下，香港80、90年代紙醉金迷的繁華象徵－－夜總會也逐漸蕭條，儘管引進大量來自中國各地的年輕女性，但香港高級夜總會仍敵不過鄰近城市同業的低價競爭，香港的性消費者可以輕易到深圳夜總會，造成香港夜總會一家一家關門，性工作者處境更加艱難。

高薪的夜總會逐漸消失，使性工作者轉向低價的「一樓一鳳」應召站，毒癮、高齡、跨性別等無法獲得既有價值認同的性工作者，只能走向舊商圈、五星級飯店外「站街」攬客，制服警察的來回穿梭，儘管動輒祭出「引誘他人做不道德行為」、「兜客條例」等罰娼嫖罪名，卻擋不住這一波性產業崩解帶來的「站街」風潮，呈現了政府對性產業的無能與無力。

為了爭奪有限的客源，在生存壓力下，性工作者之間的爭鬥也更加慘烈，平日以姊妹相稱的因爭奪「老公」反目成仇，男性、女性工作者也會買春發洩情緒，進而演變成彼此灌酒、辱罵的報復循環，這些寫實的情節都來自於扎實的田野調查基礎，使這部床戲不多的電影，卻能將性工作者的情慾描繪的入木三分。

既有社會價值對性工作的歧視，更深刻影響性工作者自我認同，他們雖是家庭的經濟支柱，卻常面臨家人不諒解、不肯同住，甚至連女兒都不願開口叫「媽咪」，明知自己精神有問題，卻因被心理醫師歧視而沒辦法就醫，結婚宴客讓他們有身分揭露的恐懼，雖然有的被包養成為二奶，生活卻處處受限，而有「做雞比做二奶好」的感嘆，早日「上岸」（指：賺夠錢退休）脫離性工作身分，成為他們努力工作的目標，但性病、毒癮、賭博….卻是他們必須經常面對的難關。

　電影中也特別處理了妓權運動者與性工作者的互動關係，出身大學生的妓權社工，以艱澀的說辭向性工作者解釋理念，卻不易獲得回響，凸顯了關心妓權者與性工作者之間常見的隔閡，「你沒做過雞，你沒資格講雞鴨權」的台詞，也會讓許多社運工作者覺得熟悉而有感觸，如何面對、回應「反對者」，常是社運必須經常思考的課題。

社運工作者經常與社會底層人民出現溝通障礙，尤其社會底層的語言、文化，與很多大學出身的社運工作者不同，如何透過彼此的互動、認識，建立信任感，對運動推展非常重要。這部片有部份劇情也處理了這個過程，尤其特別呈現了"媽媽桑與社工對於是否應爭取妓權、參與妓權遊行進行爭辯"，並且留下了這個問題，讓觀眾思考。

　台灣與香港的性工作者處境有許多類似之處，期待能透過對這部電影的討論，減少社會對性工作者的歧視，進而對性工作除罪化，有所幫助。

魄力在哪裡?之二--再論停車收費改革

台北市停管處有意要求停管員把路邊停車格收費巡場密度由一小時改為半小時，寧願沿用缺乏效率、耗費人力的收費方式，並未儘速增加悠遊卡收費停車格數量，也未能改善現有悠遊卡停車格收費方式，卻壓榨停管員勞力、打壓停管工會，對民眾、停管員都相當不公平。

　 筆者上週比較台北現行的人工開單收費與歐美國家停車收費制度，呼籲改採較有效率的"先繳費"制度，以增加停車位週轉率，也無須壓榨停管員增加巡場密度，獲 不少市府官員認同，實際上，台北市目前試辦的"悠遊卡停車位"，就是採取"先繳費"新制，停管員也只須針對未繳費者開單，可大幅降低停管人力使用，在無須 外包情況下，擴大北市路邊停車位收費範圍。

　儘管悠遊卡停車繳費很便利，但台北市多數路邊停車位、部分公有停車場都無法使用悠遊卡繳費， 北市五萬個須收費的路邊停車格位中，目前僅三千個車位可使用悠遊卡繳費，在悠遊卡停車系統已商業運轉五年，悠遊卡發行超過一千萬張之後，悠遊卡停車位卻遲 遲無法擴增，絕非技術問題，行政的怠惰才是主因，交通局、停管處應負起全責。

　目前試辦的悠遊卡停車收費必須先設定停車時間繳費，由於預 估時間與實際停放時間往往會有落差，使駕駛人平白多繳費用，對民眾相當不公平，若能比照捷運系統，改採"先刷停車時間、離場再刷卡計算車資"方式繳費，可 讓駕駛人停車多久、就繳多少費用，至於市府擔心悠遊卡餘額不足而出現未繳足費用問題，則可強迫悠遊卡須儲值一定額度以上方能計費解決，而某些具有信用卡功 能的悠遊卡更可因信用保證，也無須擔心繳費不足問題。

　要推動路邊停車收費更有效率，北市府應儘速擴增市區悠遊卡收費格位數量，加速改革 腳步，尤其部分交通局官員也提出悠遊卡電子收費器可以"一機管理多個停車格位"構想，只要能標示清楚讓駕駛人懂得如何操作，更可大幅降低硬體購置成本，也 可讓現有一千多位停管員不用每個車位逐車開單，進而擴增路邊停車格位收費範圍，也可以不須將停車收費外包情況下，增加路邊停車位收費範圍，使路邊停車位讓 更多有急用的駕駛人停車，對於市區交通才能有幫助。

　若不能盡速擴增悠遊卡停車格位，改革缺乏效率的收費制度，停管處有何藉口要將停車收費外包？不能反省自己停管制度缺失，怎能要求停管員增加巡場密度呢？


延伸閱讀:
1.魄力在哪裡? ----打壓工會幹部背後的停車收費政策
2.工會存亡記
3.開除工會幹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