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6年的總統、立委大選，民進黨獲得史無前例的勝利，現任總統馬英九向新總統蔡英文丟出一個「多數黨組閣」的憲政難題，此事正凸顯台灣現有權責不清、運作困難的政府體制，尤其五權憲法架構早已僵化過時、亟需變革，在民心思變的氛圍下，掌握國會優勢過半的民進黨，應立即啟動憲政改革，於二月一日新國會就職之日起，立法院即刻進入修憲程序，徹底改造政府體制，才能解決憲政僵局，展現改革決心。現有的「五權憲法」架構弊病叢生：監察院官威十足，卻毫無糾舉功能，早已是政治鬥爭工具；考試院更非獨立機關，淪落為政治酬庸籌碼，兩者都是社會公認應立即廢除的單位。國會體制欠缺透明、黑箱問題，更是為人詬病，在國會因監察院廢除而擴張職權後，國會議員論政如何透過網路直播等方式接受人民監督，尤其是讓總統、國會權責相符、任期一致，都是全民期待的政治改革，亟需透過修憲解決。特別是台灣選舉已淪為金錢遊戲，日益高漲的競選經費，使選舉淪為有錢人的遊戲，民進黨多年深受其害，非常不利於政治清明，透過修憲、修法，改革政府體制、選制，其實正是民進黨政府「改革的第一哩路」，要落實單一國會，減少選舉經費，降低人民接觸政治的門檻，正是鞏固台灣民主的最重要工作，如何讓台灣成為亞洲最進步、最具人權素養的民主國家，修憲、選制改革正是第一步，而修憲更是必要程序，在取得國會優勢過半之後，民進黨已責無旁貸。民進黨贏得國會優勢過半68席後，國民黨僅有35席、不到國會席次的三分之一，這是數十年來歷史罕見的改革契機，儘管國民黨仍有超過29席的四分之一國會席次，但憲政改革列車一旦啟動，國民黨也難以阻擋改革的民意浪潮，這次選舉結果也證明，若有保守人士阻擋改革，勢必遭到全民唾棄，淪為歷史泡沫。台灣自1921年「台灣文化協會」成立以來，有無數的仁人志士為了台灣民主改革犧牲奉獻、流血流汗，努力了將近百年之後，從台灣這塊土地所產生的政黨第一次能完全執政，如何建立真正民主的政治體制，是這一代台灣人民的歷史責任！民進黨作為衝破戒嚴的本土政黨，如今已掌握國會多數，蔡英文更是留英的法律學者，特別是台灣於2004年最近一次修憲程序，也是在民進黨政府手中進行，無論從哪個角度看，新一屆的民進黨政府都有責任立刻啟動修憲改革，承擔這個歷史責任。如果這次還不能完成修憲，仍沒有辦法完成國會改革，以後誰相信國會能透過選舉改革呢？
蘋果論壇連結 http://www.appledaily.com.tw/realtimenews/article/new/20160118/777894/
2016年8月8日 星期一
「向原住民道歉」的族群與政治問題--一個福佬人的反省
過去四百年的漢人與原住民的衝突史，福佬人無疑是開啟衝突的主要戰犯，福佬人透過「開墾」（如：三張犛、六張犛）、設城（如：頭城、二城、頭結、二結、三結）、立牆（如：木柵）等方式，侵佔原本屬於原住民的土地，也使人數也相對少的客家人，在閩粵械鬥之下，只能在桃園、新竹、苗栗、美濃六堆、花東等山區內的小平原、丘陵、山坡落腳，也再度排擠原住民往深山、東部的地區移動。
臺灣福佬話也有一句俗語「有唐山公、無唐山嬤」，福佬移民來台時，大多數為男性，許多福佬人後代其實是漢原通婚的結果，但在父系族譜傳統下，我們留下了來自福佬祖先的大部份文化，雖然也有少部分原住民族痕跡(如:艋舺、加納等地名)，許多台灣漢人也不清楚自己到底哪些祖先是來自中國大陸、哪些祖先是原住民族，但從身體、地名、風俗特徵都顯示，祖先們確實與原住民族有密切往來，甚至我們身上流著部分原住民的血統，只是我們自認是福佬人、漢人。
福佬話（或閩南語）被稱為「台語」，客語、台灣原住民語言卻不會被稱為「台語」，也顯示了福佬人在台灣族群中的位置，福佬人至今仍是台灣人數最多、最大的族群。國民黨在黨國威權統治下，1970年代拉攏台灣各族群菁英、地方派系入黨參選後，原住民、客家族群的具聲望者也被拉攏其中，福佬話成為民進黨主要語言，不少原住民、客家人因語言文化差異，在民進黨內有被排斥感，相形之下，使用「國語」為主的國民黨內，反而容易溝通、親近，國民黨政府也投入資源拉攏，也因此在客家、原住民聚集者較多地區的台中、桃園、新竹、苗栗、南投、台東、花蓮等地，國民黨可長期執政，南台灣的美濃等六堆地區因1990年代反美濃水庫議題留下反對國民黨傳統，逐漸支持民進黨。
從民進黨發展過程來看，民進黨更被原住民、客家等族群視為福佬人的黨，特別是在蔣經國死後，1988年至1994年之間，部分外省統派被鬥離開民進黨， 1990年起民進黨走向與李登輝結盟的「本土路線」成形，特別是1994年底的陳水扁、趙少康、黃大洲的台北市長選舉，新黨被視為「外省人」的黨，陳水扁與趙少康對壘，形成福佬vs外省人代表之間激烈對抗，此後，民進黨正式成為一個以福佬人為主的政黨，儘管民進黨的黨綱、黨章都寫明尊重各族群，但福佬話在民進黨內是主流、優勢語言，外省、客家、原住民在民進黨內是少數，也會被其他黨內成員標記，使用「台語」可以很容易的與民進黨內人士溝通對話，展現大家都是「自己人」的姿態，這都是民進黨內眾所皆知的事。
如今，民進黨擊敗代表「黨國威權」舊勢力的國民黨執政，儘管選出的是一個不太會客語的客家籍總統，但不可否認的是，民進黨內福佬人是優勢族群，大家都清楚民進黨仍是福佬人為主的黨，因此在原住民族群的版圖仍小，儘管民進黨徵召過不少原住民的名人參選，但仍勝少敗多，原住民族難以信任民進黨仍是主因，就算是2016年初蔡英文大勝，在六席原住民立委，民進黨只有陳瑩一席，這席次還是靠2002年扁政府拉攏陳瑩的父親、國民黨籍台東縣長陳建年擔任原民會主委後，以不分區立委將陳瑩鞏上國會而奠定的基礎，在這樣的情況下，民進黨要在原住民族爭取支持，由蔡英文以總統身分代表漢人道歉，更是民進黨在原住民族長遠布局的政治之路。
但蔡英文的道歉也引出我們必須面對的根本問題：臺灣漢原之間族群矛盾化解了嗎？原住民族已不被台灣社會歧視嗎？從許多網友對張震嶽質疑蔡英文道歉「噁心」的強烈反撲、歧視用語來看，潛藏的族群矛盾仍舊持續，人們說不出口的族群歧視仍在。對原住民族而言，部落自主、原住民教育、語言傳承等文化領導權仍未被國家完全確立，在土地等山林資源，原住民族仍無法享有傳統領域保護，原住民族部落仰賴的生產工具、生產關係仍常常流失，經常使用原住民語言者仍不斷減少中，原住民文化傳承、保護仍是急迫議題，離開原鄉的原住民族下一代，能以族語與長輩溝通者仍屬少數。
面對原住民族在台灣幾百年來被滅絕、欺壓的血淚歷史，作為曾在台灣生活的數十年到數百年的福佬人或漢人後代子孫，替長輩、祖先們向原住民族道歉，還給台灣原住民族一個公道，是一件無可迴避的事！同時，就如二二八事件真相該還原一樣，我們必須設法挖掘數百年來原住民族被滅絕、欺壓的真相，也有責任讓原住民族文化繼續流傳、繁衍，這都不只是蔡英文的事，也是你我的事，也是我們子孫們的事，我們更必須監督蔡英文政府落實對原住民的承諾，才是在原漢衝突的歷史情境下，屬於台灣福佬人、漢人真心的反省與道歉。
2016年7月24日 星期日
「一例一休」工時鬥爭下的政治問題
勞團與民進黨政府在立法院的勞基法修法之戰，暫時落幕。回顧這一回合的工時鬥爭，由於勞工在政治力量的薄弱，只讓反對派立委草草提出「二例」對抗「一例一休」，使保守派仍能以「缺乏加班彈性」等理由回擊。而歷史殘留下的七天國定假日問題，勞工與基層組織仍無法細緻討論，甚至提出對案，使勞團在工時鬥爭下的論述主導權對抗中，難以躍居上風
「一例一休」的工時鬥爭，與青年世代貧窮化等階級矛盾日益尖銳，有密不可分的關係。兩岸服貿引發的2014年立法院318佔領運動下，由於國族與階級矛盾同時發酵，一舉擊毀國民黨政府的執政正當性，使國民黨先在2014年底縣市長選舉大敗，2016年喪失政權，但取而代之的民進黨蔡英文政府，秉持其崛起於國族矛盾的資產階級性格，儘管在勞團施壓下，蔡英文在選前稱「一定是要實質的周休二日」，表明不能「造成勞工實質的權益的受損」，獲得勞工、青年選票支持後，蔡英文政府選後仍任命國民黨栽培的官僚為勞動部長，提出「一例一休」的砍七天國假版本送進立法院，打算在九二八教師節之前完成修法程序。
但台灣勞工的基層組織薄弱，勞保投保雖有一千萬人，但企業與產業工會只涵蓋62萬餘人（105年統計），參與企業與產業工會者仍以官營或半官營事業的工會為大宗，民營企業有工會者少之又少，職業工會多半只有辦勞健保的功能。在長期的恐左、恐共教育體制下，許多勞工對「工會」非常陌生、甚至有恐懼感，願意付錢出力支持工會者不多，工會也很少針對勞基法、工時問題與會員討論，能經常參與勞教的工會會員也有限，使勞工難以循歐洲、南美模式，透過工會討論工時問題，甚至形成修法共識。儘管政府有舉辦勞基法等課程，卻往往淪為企業人事、人資人員的進修空間，少有工會幹部參與，深入了解勞基法等勞動法令的工會幹部相當有限。
在這樣的情境下，當前台灣勞基法的工時鬥爭討論，只能在勞團幹部與較基進的工會中流傳，進步的勞基法修法提案，也只能透過勞團幹部衝撞形成的新聞消息進行宣傳，儘管臉書、PTT等社群媒體也發酵討論，但在主流媒體不支持下，工時鬥爭形成特定社群「內熱外冷」效應，社群內發動群眾抗爭往往是「萬人按讚，十人響應」，工鬥等勞團只能透過自殘式的絕食抗議靜坐方式抗爭，吸引以工會幹部、青年勞工為主的支持群眾目光。
在國會的修法鬥爭中，雖然有立法院少數較進步力量進入國會，卻因經驗與能量不足，難以提出有效抗拒「一例一休」的修法提案，只能以國民黨版「二例」應戰，勞動部以「二例」缺乏彈性、無法加班為由不斷進逼，明知「一例一休」的休息日加班費增加保障不足，卻無法提出法案與論述如：「休息日」或「第二例假」出勤須給加班費與補休一日，甚至須加成、加倍發給等，以凸顯勞動部「一例一休」使勞工被迫上班的缺陷與保守性。不僅暴露了立委法案能力薄弱、難以與行政部門抗衡的問題，這些較進步力量也無法在論述權上，與執政者取得競爭優勢。
至於藍綠執政都想砍的「七天國定假日」，不可諱言，其中包含：蔣介石生日、孫文生日..等台灣許多人不想紀念的節日，但在半年來的砍七天國假鬥爭中，勞團內部明知這議題必須處理，但在工會等基層組織討論不多下，未能以「工殤紀念日」、「五一連假」等取代方案，或透過增加「特別休假」修法等方式論述，與執政者的「只紀念不放假」、「勞工放假比公務員多」的說法對抗，也使執政者在「七天國假」議題上，仍有操作國族主義的空間。這個問題所反映的，正是勞團缺乏基層組織討論、整合論述，才能與執政者爭奪論述主導權的關鍵政治問題。
勞基法的違法代價低，與罰則不高，工時、休假、加班、扣薪等相關罰則僅二萬至三十萬元，罰則也缺乏使勞工獲得加倍補償機制，更缺乏保護吹哨者規定等，都使資方違法肆無忌憚，加重處罰、加倍補償才可能使違法案件減少。特別是我國勞檢能量長期不足，去年勞動部雖增聘到各縣市七百多名勞動條件檢查員，卻只是約聘人員，不僅沒有正式公務員的實質保障，也無法適用勞基法，更難以與日本「勞動檢查官」等比擬，在勞檢人員執法能量不足下，勞動部卻聲稱：1955電話檢舉可24小時內勞檢，可想而知，能達到的實質成效也相當有限，若貿然實施，也容易在勞檢過程引發糾紛，對勞檢執法更是傷害。勞檢人員等執法能量的培育，如同司法人員養成，都需要養成時間，但勞動部卻不願正面面對問題，只有空洞的承諾，若未能提昇、擴大勞檢人力正式編制，要提昇勞檢品質、能力，強化對勞工的保護，恐怕是緣木求魚。
除了勞檢外，強化工會參與勞資協商，才可能在職場各種細微的環節中，使工會真正能保護勞工，而工會成員進入工時鬥爭等政治問題的實質討論，才可能讓勞工了解當前政治體制的缺失與問題，才可能逐步形成政治力量，翻轉勞工與資本家之間的權力位置，勞工等弱勢者才能主導政治論述與意識形態，真正成為自己的主人。
無論今年八、九月的工時鬥爭結果如何，台灣勞工團體未來面臨手腕、盤算更加精明資產階級政黨，必須強化基層組織，形成政治議題討論，強化勞工、勞團政治論述能力，並擴大各社群間的連結，進步社群真正集結為政治力量，未來才能使這些政治力量，在政府公部門產生實際影響力，也唯有如此，台灣才可能出現真正代表勞工、弱勢者而具有實力的階級政黨，使勞動部不會被稱為「資動部」，政府不再淪為資產階級管理委員會，只為資本家謀福利。
2016年6月1日 星期三
敢開就敢給？
某產業龍頭公司今天有數十名員工離職，資方對內聲稱是最高多給兩個月薪資的「優離」方案（20年前的自立晚報工會抗爭後的資遣費是「每個年資有兩個月薪資」，比起來，這哪算什麼優離方案？）提供「不適應網路競爭態勢」者「優退」，資方甚至主動約談資深員工，只因為其薪水稍高就詢問其離職意願，還公開強調未來將員額凍結、不回補，暗示未來還會裁員！使許多基層外勤工作者、主管等人員離職。
這些離職者還沒辦完手續，該集團就釋放外勤工作者徵才訊息，還稱「敢開就敢給」，但對照資方詢問資深、高薪員工是否願意退職的作法。降低人事成本，把老員工換成低薪的「小鮮肉」、「新鮮肝」，才是資方的真正目的吧？
產業龍頭的公司都敢這麼做，整個產業、甚至其他行業更會群起效尤，這種只以人力成本考量、「汰舊換新」式的調整人力，將使勞工的在職年資越來越短，勞工處境宛如用完即丟的補充包，當青春消耗殆盡，身體老了、病了，就將面臨報廢處境。
資方這麼做，違法嗎？對不起，沒有。
令人擔心的是，如果勞工、工會漠視問題，不試圖阻擋資方的惡搞式裁員，未來勢必將有更多勞工被用各種手法逼退。就算你自認年輕，但此事若不及早因應，有一天恐怕就輪到自己受害。
怎麼辦？我認為，透過勞工的集體力量，與你的工會一起正視問題，集體要求資方不能違背承諾、任意裁員，否則將串連各團體、升高集體抗爭，才能產生對資方的制衡力量。
面對國家政策性的禮遇資方，勞方也須串連產業勞工與其他工會力量，取得政策、甚至政治主導權，推動修法抗爭，對資方裁員又增員舉動明確制定限制，才能遏止資方這類惡意降低人事成本的手段，保障勞工的工作權。
2016年5月7日 星期六
1990年三月中正廟學運--我的政治啟蒙
2016/5/6晚上看了綠色小組拍的1990年三月的中正廟學運紀錄片。回憶不少，也有些感想。
其實片子剪的不夠好，歷史脈絡不清晰，也受到那幾本所謂「學運」書的影響，某些政治人物剪入片子成為媒體焦點，今晚他們幾個沒看片、忙受媒體訪問，卻搶進映後座談搶詮釋權。還好，我花錢買票，我也非知名人物，能與幾百個好奇的年輕人在另外一個廳看片，很幸運、也很清爽，映後座談聽聽他們想法也很有趣，我最後以參與者身分說了點話，事後想想有些話沒說，在此一吐為快。
1990年三月的中正廟學運，是我政治啟蒙的開始，當年大一，高中看了幾年人間、文星雜誌，3月17日一早看報，被要錢要權又耍賴的老國代氣到了，一知道有人在中正廟口靜坐，也沒告訴室友去哪，摩托車騎了就衝下山，跟著一群不認識的人靜坐，從現場參與，開啟了完全不同於媒體寫的政治視野。
到了這個靜坐現場，簡直大開眼界，噴漆的、爭辯的、吵架的、要公開絕食的都出現，還有台大與非台大的學運社團鬥爭，拼主導權，也被一堆圍觀者掏錢舉動深深感動。我當時是小大一、孤鳥、門外漢，只能一邊觀察、一邊設法理解他們與自己在幹嘛？坐久了覺得該做點事，就進了庶務組，收睡袋、發便當。尤其是每天吃免費便當，覺得能出力做點事，才心安理得。
庶務組大本營在國家戲劇院樓梯下方的涵洞（確保睡袋不被雨淋濕），樓上校際代表、指揮小組因學運派系、意見不同大亂鬥，我們庶務組的氣氛反而好，幾天工作下來，幾個成員後來回校「出關播種」，也參加跨校聯盟，成為我在學運社團組織經驗發展的起點。
90年中正廟學運對我而言，是人生的轉折點，抗爭的場域，對照自己的經驗，我看見了三台兩大報、教科書、威權黨國意識形態的虛幻性，是我參與政治、社會運動起點，也讓我看見當時學生運動、黨外運動的複雜性，也開啟了我想理解民主運動、台灣獨立運動、左翼運動的企圖心，後來，我被某些學長視為組織鎖定目標，也成功被圈入了，搞了讀書會，讀了一堆書（遠比學校上課認真多了），但組織並沒跟著那些學長想要的台獨運動方向走，而是往左轉，在社會恐共、恐左的氣氛中，摸索、前進。
我自己從台獨運動往左轉，關鍵起於：對台獨血統論的質疑（當然，至今仍有人喜歡用血緣、基因來區分台灣人與中國人），也看到新潮流從批判康寧祥的選舉路線，宣稱街頭運動總路線卻背離了撐起運動的基層黨工。也從左翼觀點思考當年「黨外運動」的不足，特別是看到基層黨工的處境，一些長期民主運動奉獻者被政客利用完、丟在一邊的情況。因此開啟了「群眾」雜誌、「群眾之聲」的左翼運動。
在「群眾」之前，我們參與了激進台獨者的競選活動，深入了民進黨的基層，當時還為了讓左翼在民主運動取得發言權、也加入民進黨（我當年黨證號碼八千多，遠比現在一堆人資深多了）。整個過程，讓我清楚的了解許多民進黨人政治路線的局限性，從初期的漠視階級問題，到某些政黨派系、政客開始玩弄階級矛盾以彰顯自己的進步。
至今仍有很多政客、政黨，一拿到權力就背離勞動者，也有不少人拿左翼、社運、性別議題操作，作為凸顯自己進步的工具，儘管勞動者、小市民的小額捐款、選票仍是號稱進步政黨的支持主力，但很明顯的，屬於勞動者、平民的組織集體力量，依舊薄弱。社會運動好不容易長出一點果實、得到些微成果，很快就被右派政黨、政治人物收割的一乾二淨，還被反過嘲笑左翼、社運工作者「太偏激」、「破壞進步力量團結」。
318運動後，部分複製了90年的中正廟學運，同樣有許多學運明星崛起，同樣也競逐拿到了權力、位置，但拿到權力之外，他們是否回過頭來發展屬於平民的、勞動者、小市民的組織呢？還是拿著運動資源累積為個人的政治資本？誰能真正做組織培力，組織帶往哪個方向走，是否走向個人或少數人的政治資本累積？都值得這一代的318青年思考。
中正廟學運的主要詮釋權，就如同傳媒報導的，還在那些人手上。我這篇文，只是想記錄我與某些人的運動參與過程，中正廟學運對我是很大的啟蒙，但不是以那些維護資本利益政客所說的方式，說出自己的故事、自己的歷史，重新爭取詮釋權，對很多運動參與者而言，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事。
公庫連結：http://www.civilmedia.tw/archives/47333
2016年1月23日 星期六
「與黑手那卡西的最後一夜」記事 2016.1.22
「這是我們最後一次以黑手那卡西團員的身分站上舞台，未來將不再以『黑手那卡西』作為團體演出。」
——陳柏偉、楊友仁、張迪皓「歷史終結 與黑手那卡西的最後一夜」演唱會
柏偉是我在文化大學就認識的運動戰友，雖然我們在不同的學運社團，但當年在校內外一起打了不少仗，他當年與草山學會成員一起創作了文化大學地下校歌—「紗帽山」，這個由草山學會集體創作的學運歌曲，不只展現了柏偉的音樂生產能力，也是柏偉進行集體、運動的音樂生產起點，從當時大學生面對高學費、高房租的困境出發，「紗帽山」唱出了私校大學生的無奈心情，更是當時文大學運的代表歌曲。
後來柏偉加入工委會，並成為黑手那卡西的創團團長，「黑手那卡西」開啟了工委會在工運的音樂文化生產，他們的集體生產音樂方式，相對於台灣主流的、商業的、塑造明星式的音樂生產，成為一個新典範。二十年來，「黑手」在社運、工運開創了左翼運動的新模式，使工運樂隊不只是帶動場子氣氛的配角，更是工運、社運音樂的帶領者，「黑手」帶給人們一個音樂產製的新想像，唱歌可以不只是個人才華、明星式的，也可以是屬於工人的、底層的，更可以是集體的、民主的決策過程，《福氣個屁》、《WTO怨嘆喔》、《台灣牛》、《憤怒的火焰》等歌曲，就是這個集體的音樂生產作品。
2003年前後，民進黨執政下，社運、左翼運動不斷被壓制，在我曾參與的左翼團體《群眾》（我與《群眾》簡介）解散後，基於左翼應再度集結的想法，我開始參與工委會的後續團體「人民火大行動聯盟」活動，因而買了「黑手」的幾張CD，聆聽之後，對「黑手」的集體創作音樂，深深感動。
十幾年來，我非常注意「黑手」的動態，2015年318佔領運動的週年紀念時，部分團員以「黑手」名義上場表演，引爆了「黑手」解散爭議 （參閱 張迪皓版本的318週年黑手出場 ），尤其在民陣與火盟的分裂後，作為運動團體的「黑手」，竟然以這種方式的進行裂解、鬥爭，讓人不只心痛，也深感惋惜。
在318週年黑手出場事件爆發後，柏偉、迪皓經常陷入被前同志捨棄、背叛的複雜情緒中，除了個人被同志捨棄的、難以言說的情感，對於作為運動的、集體的、社運或工運的「黑手」而言，卻是不能不說清楚的。但「黑手」並沒有公開說明這個過程，只有在「黑手那卡西」fb留言中，見到零星對話，「黑手」的官方公開說法也只有「黑手不是誰說的算，要不要，留不留由社會所有人決定，有團體抗爭找黑手，這不是黑手主動說要不要廢的問題。」這段話。
顯然，「黑手」既有工作者並不打算公開說明這件事，也迫使柏偉、迪皓必須面對如何以「前黑手」身分在運動重新進場的難題，幾經醞釀後，「黑手」前團員柏偉、迪皓與楊友仁決定透過「與黑手那卡西的最後一夜」演唱會重新出場，對一個曾以集體、民主運作為榮的運動團體來說，這個三個團員的告別「黑手」儀式，不只是對「黑手」的戰友、支持者負責任的展現，也是對許多人「運動傷害」心理復健的過程，透過「黑手不是那卡西」fb呈現三人對話記錄，也反省、檢討「黑手」在運動中的意義，而有了運動再出發的想像。
身為「黑手」的多年樂迷與左翼運動者來說，昨晚是帶著悲喜、惋惜的複雜心情參加演唱會，尤其是三人演唱的《原來我們在一起是這個意思》，這個表面上是諷刺318佔領運動的明星與群眾的關係，卻也呈現了三人面對「黑手」裂解的心聲，對於在場兩百多個「黑手」樂迷而言，無疑是幸福的。尤其是，能與「黑手」一起隨著音樂擺動身體，一起拍手、唱歌、呼喊，與「黑手」一起感受二十年來面對的社會困境，一起反省、思辨這個運動過程，更是非常特別的運動經驗。
值得一提的是：迪皓帶來的《左派是髒話》、《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新歌，充分顯示了迪皓面對當前左翼運動的思考，呈現了豐沛創作能量，整場演唱會最後以《起來》終結，更是為這個告別「黑手」的儀式，做出完美的句點。
右派政黨在大選獲勝後，在寒冷的雨夜，我於演唱會站了兩個多小時，來回走了半個多小時的路，儘管腰酸背痛、鞋子浸水、濕著腳步行，還冒著太晚回家被老婆罵的風險，仍深深覺得不虛此行。特別是寫這篇文章時，耳邊仍不斷響起「起來！不要哀慟，起來！參與行動，起來！受苦的人，起來！起來！起來！」的歌聲，深深覺得，這些音樂、這個音樂生產模式，就是對台灣未來左翼運動的最大激勵。謝謝你們，「黑手那卡西」。
訂閱：
文章 (At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