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5年10月11日 星期日

《群眾》的歷史----張金策其人其事(一)



《群眾》雜誌發行人、《群眾之聲》台長張金策,是《群眾》籌辦的關鍵人物之一,由於他的豐富的政治資歷,使得《群眾》得以籌募到運作資金,其後轉型為《群眾之聲》電台,也是歸功於他的人脈與靈活的政治能力。


   張金策於1942年出生於宜蘭縣礁溪鄉,家住礁溪「帝君廟」(礁溪協天宮)旁,廟埕是他幼時遊玩、休憩之地,經常觀察廟祝、道士與信眾互動,常常看道士畫符,耳濡目染下,也寫一手好書法。1993年國民黨中央黨部舊建築拆除後,《群眾》以辦「超渡法會」形式抗議國民黨粗暴拆古蹟時,整個超渡法會中的符咒、書法,都出自張金策之手,他甚至還扮演道士念咒超渡,擬真之程度,讓筆者與《群眾》工作人員極為嘆服,也顯示幼年經歷對他的影響。

    張家為礁溪鄉政治家族,其祖父輩的張倉連曾任礁溪鄉長、宜蘭縣議員,曾參加過蔣渭水的台灣文化協會,張倉連之子張光熾也曾任宜蘭縣議員,張金策對筆者談論其政治啟蒙時,提到他曾在張光熾介紹下,進入李萬居的《公論報》任職編輯,觀察張金策之後的辦雜誌、從政等生涯,也可發現李萬居與《公論報》的啟蒙,深刻影響其未來之路。

    戴婉真在《李萬居研究—以辦報與論政中心》(戴婉真,2009)指出:
    睽諸李萬居的一生,在後期政治生涯主要活動有三:一是省議會問政,在議會問政長達21年之久;二是辦報,創辦戰後臺灣具有獨立批評立場之民營報紙《公論報》,該報秉持民主、自由、進步的辦報信念,創刊後成為臺灣代表性民營報紙,為臺灣戰後自由報業開創另一新局;三是組黨,參與雷震等人籌組中國民主黨活動,擔任發言人之一。

    張金策於1960年北上就讀淡江大學前身「淡江文理學院」中文系就讀時,進入《公論報》任職,其批判時政的獨立自由言論立場,使十八歲的年輕張金策深受其薰陶。但1961年4月,時任省議員的李萬居因參與雷震組黨案,遭國民黨當局鎮壓,且因財務問題而被當局以借錢、司法判決,奪走李萬居的《公論報》經營權,《公論報》也失去獨立批評時政的性質(戴婉真,2009),《公論報》其後遭聯合報系收購,轉型為《經濟日報》(見聯合報創新媒體研發中心 網站),張金策也被迫離職。

    張金策畢業後,其後返回礁溪擔任教職,延續張倉連、張光熾的家族政治傳統,張金策於1973年以無黨籍身分當選礁溪鄉長,並積極從事黨外運動的政治串連,結識黃信介、張俊宏、康寧祥等黨外人士,1975年8月《台灣政論》創刊時,發行人為黃信介,其社長為康寧祥、總編輯張俊宏,張金策擔任副總編輯,當時黨外人士郭雨新參選增額立委,選區廣達台北縣、台北市、基隆市、宜蘭縣,《台灣政論》雜誌也負責郭雨新競選文宣事務(邱垂亮,2013),張金策也在礁溪的地方助選事宜。

     值得一提的是,陳菊當時為郭雨新之秘書,時任黨外鄉長職務的張金策,論資歷、備份,都在陳菊之上,雙方也有密切工作聯繫與往來,也因為《台灣政論》的對郭雨新的助選,陳菊因此與《台灣政論》的張俊宏、黃信介等人熟識,步入後來的《美麗島》雜誌,參與美麗島事件。張金策1992年返台被捕時,陳菊也曾表達關心,但陳菊所屬的新潮流系,1994至1995年前後,與張金策的選舉多為競爭對手、摩擦嚴重,陳菊事後於公開場合極少提到張金策。

    郭雨新當時競選引發轟動,聲勢浩大,落選也遭質疑與做票有關(張文隆,2013),當時擔任郭雨新律師的林義雄、姚嘉文還寫書為郭雨新平反,也讓林、姚兩人此後走上政治之路,促成《美麗島》雜誌全台串連黨外勢力。

    由於選舉《台灣政論》強力批評時政,選後《台灣政論》也遭政治整肅,1975年12月20日增額立委投票,七天之後,《台灣政論》就遭查禁關閉,前後出刊僅五期(邱垂亮,2013),隔月,張金策就被控於鄉長任內貪污五千元,初審判刑十年,半年後,張金策被控瀆職案判刑確定,其礁溪鄉長就遭停職。

     張金策的去職,也讓礁溪鄉的張家在派系鬥爭中失去主要政治位置,張家部分土地後來也被徵收為道路用地,張金策老家遭徵收而拆除大半,只剩路邊畸零地(張金策2003年競選礁溪鄉長時,曾以路邊殘破古厝作為競選辦事處,僅約三坪大)。

    眼見入獄危機緊迫,張金策等人也苦思出路,在黨外人士串連下,張金策決定與同為黨外而遭政治迫害的嘉義縣議員吳銘輝一起逃亡出境,準備到美國參加眾議院「台灣人權聽證會」,張金策以其宜蘭人脈、在友人安排下,搭漁船偷渡出海。


至於張金策如何偷渡?有何遭遇? 如何走向左翼之路?下回分解。

2015年10月9日 星期五

記1993年《群眾》發刊辭--22年前的左翼實踐與今日對照

按:22年前的《群眾》發刊辭,主要內容至今依然適用,過了二十多年,台灣社會貧富差距、階級壓迫、青年貧窮問題越來越嚴重,實我輩之責任。當時的歷史階段與現今有類似、也有不同。

謹以此文,提供給有意集結、推動台灣左翼政團的朋友參考。
(此時與當時的差別是:《群眾》成立初期多名成員在民進黨內,希望吸納、集結成黨內左翼,不方便公開、直接批判民進黨,與現今的政經情勢不同,若把該文中的「國民黨」,對照成「國、民兩黨」,也可成為台灣左翼對當今政治的批判觀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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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創群眾作主的時代

赤腳的打鹿,穿皮鞋的吃鹿肉!

        四百年來,我們的祖先一代又一代喊出台灣社會的不公平,「三年一小反,五年一大反」地像那些「吃肉的」統治階級進行抗爭,不顧生命、留盡血汗,為的是什麼?正是因為大家勞心勞力地日夜打拼,卻不能享受一點所得,飽受奴隸一般的對待。

       今天,台灣在國民黨政權的統治下,國民黨及大資本家階級貪得無厭、橫行霸道、無所顧慮地掠奪台灣的資源,榨取人民的血汗,不只造成貧富的差距越來越大,社會的問題越來越嚴重,更連帶地敗壞社會風氣,腐蝕大眾心靈,整個社會變成惟利是圖,沒有公理正義,也毫無是非標準,充滿了邪惡、污染,充滿了壓力、不安,不只年老的沒有指望,年輕一代也一樣地沒有方向。

       更清楚的說,台灣社會不只是人吃人的社會,而且是人不是人的社會,在統治階級及其思想的浸染下,人已成水泥叢林的野獸,追逐金錢、物欲,卻又處處危機、陷阱。

        這個社會如果不及時進行徹底改造,除了那些極少數的國民黨及大資本家集團之外,大多數的台灣人民群眾,將日甚一日地深受其害、深受其苦。

        面對這樣的台灣社會,我們即使可以冷漠地得過且過,也不能眼睜睜地看著下一代在惘然地走向奴隸之路,不能不覺醒起來,向這個社會的統治勢力挑戰,為改造台灣社會盡一份力量。

         當然,台灣也有一波又一波的民主運動者在和國民黨對抗,一再地喊出「制衡」的口號,謀求對社會既有體制有所改革,台灣人民群眾,尤其是工農小市民也一再地打拼,做好「抬轎」的工作,將不少人物抬上政治舞台。但是,四十多年來,多數反對政治人物由於其中智階層的出身或認同,受其既有的階層利益和意識型態所制約,站在中智以上階層看待台灣政治社會事物,從來不曾碰觸到台灣社會問題根本的階級矛盾,對作為國民黨統治後盾的大資本家階級的所作所為,總是自然地加以忽視,聽任那些財團的魔掌伸展到台灣的每一角落、每一行業,隨心所欲地搜刮、榨取,而無從阻止社會貧富差距等問題的日漸惡化。

        很顯然的,直到今天臺灣的民主運動,還沒有人鮮明地站在工農小市民的立場,為我們勞動群眾發出「制衡」的聲音,也因此,這個運動無從發揮站台灣大多數勞動群眾的力量,表現在選票上的是停留於黨內外對抗到現在的30%左右(編按:指1980~1992年代的「黨外」選票)。

        坐轎的永遠不知抬轎苦,也決不會和抬轎的共甘苦。什麼樣的階級立場,就為什麼樣的階級服務。台灣勞動群眾不能不覺醒到,如果我們不能再政治上發揮自己的階級力量,就不能擺脫一代又一代任憑宰割的命運,就不能再經濟資源的分配上,取得我們應有的打拼所得。

       歷來的統治者總是處心積慮進行愚民教育,讓人民群眾深信自己的智慧、力量遠不及於統治者;同時,一些民主運動者也脫不出思想的左右,隨時隨地在塑造個人英雄崇拜,無形中伴隨政治者的腳步在加深、擴散愚民思想。

       歷史告訴我們,人類社會的進步和變革,依靠的不是什麼聖君明主、英雄豪傑的個人才能,主要依靠的是勞動群眾的智慧和力量。台灣工農小市民勞動群眾,勞心勞力的付出,既然能創造台灣經濟的繁榮,也必然能夠發揮自己的智慧、力量,主導社會的變革,掌握政治權力,解決社會矛盾;把整個台灣社會待向各盡所能、各取所值、公平分享的境地,當前這個只顧自己「死道友,不死貧道」的社會,改變成為我為人人、人人為我、人人發揮所長的社會;使這個社會的大多數,不再像目前這樣地同動物園的動物一般,掙脫只知追求金錢、物質享受的物化泥沼,尋回作為一個有別於野獸的「人」的價值和尊嚴。

        台灣勞動群眾不是生下來就著註定要受壓迫、受剝削,也不是生下來就註定只能做抬轎的工作。現在,社會的政治舞台是我們大家可以支撐的;只要有自主的覺醒,我們一樣可以把它拆散,重建一個屬於自己的政治大舞台,來公平分配群眾雙手創造的經濟資源。

        台灣勞動群眾已經忍受統治階級的剝削太久了,也忍受太多投機政客的玩弄。現在,該是勞動群眾作主的時候了!我們不應該只知低頭勞動、不問頭上剝削多少,我們也不應該只知抬轎、不問轎上謀取什麼,我們應該抬起頭來,用勞動群眾有力的雙手,向壓迫、剝削的任何勢力挑戰,奪回我們的政治權力、血汗所得,開創台灣勞動群眾做主的時代,創造整個台灣人民和子孫的幸福。

        台灣工農小市民覺醒起來!
(出自《群眾》雜誌創刊號 , 1993年3月)

90年代的左翼運動--《群眾》雜誌、《群眾之聲》介紹

   2014年三一八佔領立法院運動後,部分參與運動的學生、年輕人認為,因二二八事件後國民黨極力打壓與白色恐怖,台灣在史明之後,「左獨」幾乎一片空白,直到自由台灣黨的蔡丁貴,才有「台獨左派」出現,其餘都是主張與中國統一的「左統」派。


        台灣八〇年代後期解嚴後,社會運動風起雲湧,各類思潮紛紛興起,當時難道沒有出現反對與中國統一的左翼媒體嗎?

        1988年1月13日前總統蔣經國死亡後,接任者李登輝地位尚未穩固時,禁錮四十多年的台灣社會力瞬間湧出,在政治、經濟、社會、文化等各領域發生劇烈變化,當時一群反對統一的左翼人士、留學生從美國返台,分別投入勞工運動、環保運動、身心障礙者自救運動,並結合勞工運動、環保運動,與主張「台灣獨立」的北區政治受難者基金會多名成員,於1993年3月1日發行《群眾》雜誌。

       《 群眾》雜誌創刊號指明,國民黨與大資本家階級「掠奪台灣資源、榨取人民血汗」,造成貧富差距擴大,並批判台灣反對運動政治人物,「站在中智以上階層看待台灣社會事物」,忽視「階級矛盾」,「對作為國民黨政治後盾的大資本家階級的為所欲為,總是很自然地加以忽視,聽任那些財團魔掌伸展」,「無從阻止社會貧富差距等問題日趨惡化」,並暗批當時的民進黨許多主要政治人物「享有民主運動成果」,對於「勞動群眾的抬轎」,卻「坐轎的永遠不知抬轎苦,也絕不會和抬轎的共甘苦」,主張在台灣民主運動應「站在工農小市民的立場」,由勞動群眾「奪回政治權力、血汗所得」,「開創勞動群眾作主的時代」。(《群眾》發刊辭全文請見: http://linshuhui.blogspot.tw/2015/10/1993-22.html 

        對於「台灣是否存在階級政黨的發展空間?」問題,《群眾》雜誌於其創刊記者會報導一文也表明,「國民黨和民進黨都宣稱自己是全民政黨,而民進黨到底代表誰,實在值得探討」,「以台灣勞動階級的比例,足以支撐一個代表勞動階級的政黨」,並指勞動階級在台灣的問題是「在統治思想的長期控制下,勞動階級並不自覺自己是勞動階級」。

       這顯示《群眾》雜誌是國民黨政府遷台後,台灣第一本站在「台灣工農小市民」立場論述的左翼雜誌,在1994年地下電台風起雲湧之際,《群眾》雜誌於1994年4月結束並轉型成立《群眾之聲》廣播電台,更是台灣第一個高舉左翼理念的電子媒體。

        《群眾之聲》於1994年起發動801反抄台遊行等地下電台抗爭運動,引發激烈警民衝突,九〇年代一波波的地下電台抗爭,間接促使國民黨政府將原本黨國壟斷的無電波逐步開放,《群眾之聲》當時堅持拒絕登記合法,也不播出商業廣告,抵抗資本主義市場經濟的運作方式,長達三年多,直到1998年1月才結束運作、停止播音。

       當然,這樣的左翼媒體絕非憑空出現,很多人應該會問:《群眾》雜誌、《群眾之聲》是什麼樣的歷史脈絡、政治經濟結構、社會、文化情境下產生?在國民黨政府進行四十多年的「反共」教育宣傳、肅清左翼人士的情況下,其主要籌辦者是如何接觸、接受左翼思潮,進而傳播左翼主張?他們為何籌設《群眾》雜誌、《群眾之聲》?還有哪些人參與籌設?《群眾》雜誌、《群眾之聲》如何運作、宣傳?如何看待九〇年代的主要政黨及政治人物、社會議題?如何因應九〇年代主流的「反共」觀點?其與當時各類組織、社群的關係如何?為何作為媒體會推派人選參與選舉?參選行動對於雜誌、電台運作有何影響?《群眾之聲》與其他「地下電台」有何異同?其如何因應政府的廣播電台政策?《群眾》雜誌、《群眾之聲》如何結束?當時籌辦者、參與者於二十年後如何看待《群眾》雜誌、《群眾之聲》這段歷史?

       研究者九〇年代曾於《群眾》雜誌社、《群眾之聲》電台任職,參與雜誌、電台的籌辦,並擔任張金策的隨行秘書,在《群眾》雜誌社結束二十一年、《群眾之聲》電台結束十八年後,雖然時間久遠,人事變遷、回憶不易,且資料多未保存、遺失甚多,如今筆者有二十年報社記者經驗,具備一定記錄、整理資料能力,且因當年在《群眾》雜誌、《群眾之聲》任職,相關人士對研究者有一定程度之信任,記錄、整理讓這段歷史重新出土,實責無旁貸。

     尤其,《群眾之聲》電台結束後,部分成員心理受創甚深,《群眾之聲》又具左翼色彩,在台灣長期的反共教育宣傳下,一般人不清楚其人事情況、歷史脈絡者易生隔閡,外界探知不易,使九〇年代的台灣左翼歷史呈現一片空白,亟需補齊。

       2014年三一八佔領立法院運動,顯示台灣的資本主義運作與政治體制出現若干問題,除了「自然獨」等國族主義論述外,左翼論述成為許多新興團體的觀點,社會民主黨、自由台灣黨等左傾的政黨、政治團體紛紛成立,支持左翼理念的讀者群眾多,也讓《眉角》、《焦點事件》等獨立媒體可透過群眾募資等非商業模式運作,這與二十多年前《群眾》雜誌、《群眾之聲》電台的募資模式,有許多類似之處,都讓人思考:是否透過《群眾》雜誌、《群眾之聲》電台的「史料出土」,提供關心台灣政治、社會運動、獨立媒體發展者思考其出路的歷史材料,也提供各方作為了解九零年代左翼運動的研究材料。


        

道歉與感謝啟事 — 記21年前的一場群眾運動,感謝挺運動與默默支持的人們


    緣起:1994年7月30日禮拜六凌晨,新聞局發動大規模「地下電台」(本文名為「民主電台」)抄台行動,新聞局與警察同時到14家民主電台破門,強行進入搬走機器、衝突並打傷電台工作人員,隔天,《群眾之聲》等多家民主電台組成聯播網,批判國民黨政府的抄台行動,並於再隔天的8月1日禮拜一上午十點發動抗爭,在立法院中山南路大門集合,向新聞局、行政院抗議,大批鎮暴警察擺出陣勢,手持盾牌、棍棒在行政院前待命,噴水車、消防車也在一旁,場面肅颯。

    當天遊行隊伍是一個年輕人指揮,群眾之聲台長張金策因頭部受傷無法大聲發言,答應當指揮的民進黨前國代林重模並未到場,另一女性指揮也被這警民對峙場面驚嚇,難以言語,這名年輕人與群眾之聲台長張金策一起站在宣傳車上,帶著兩、三千人步行環繞行政院、新聞局,表達對新聞局發動抄台的強烈抗議、不滿。

   當時忠孝東路正進行捷運板南線工程,四處堆積著板模、砂石,捷運工地圍籬也不足,警方一再透過擴音器要求人群解散,卻反來引來抗爭者的叫罵,警方不斷叫陣,也派人在行政院、新聞局頂樓蒐證,雙方情緒高張。當隊伍走到林森南路時,警方先噴水打算驅散,但水量不足,反倒為炙熱天氣的街頭帶來一股清涼,部分憤怒的人們拿起地上的木條、石塊回擊。
   警方的叫陣,卻更增窘態,原因是:以聲音為專長的民主電台,在宣傳車上放了多個大分貝音箱、喇叭,警方的手提擴音器在這些大音箱前,可說細如飛蚊之聲,根本聽不清楚警方現場指揮官、前中正一分局長張鴻儀在說啥,抗爭隊伍環繞行政院一圈,走回忠孝東路大門前時,手持警棍的警察衝出來,砸毀帶頭宣傳車玻璃,拉斷麥克風線,宣傳車加速駛離後,年輕的指揮也趕緊下車,跑到另一輛在立法院前的宣傳車上繼續演說,避免指揮中心中斷,讓抗爭的人們失去方向。

   但第二輛宣傳車上的年輕指揮很快發現,大批鎮暴警察已經聚集在行政院前,敲打盾牌,準備發動驅離,他雖鎮定演說,企圖穩住場面,但警察已一步步推進,兵臨城下,一旁的同志們則一再勸他下車,說他已成警方鎖定目標,眼見中山南路上群眾人數已不如警察,警方哨音一在逼近,不得已之下,他從車後階梯下車,宣布結束這場抗爭,在同志們的推、拖、拉下,小跑步離場,警察眼見指揮者下車了,立即大舉衝出,配合後方水車,揮舞棍棒,強力驅散人群。

   在這場激烈的警民衝突中,除了有多部宣傳車被警棍砸毀,也有人把華視新聞採訪車被推倒、燒毀,警民有一、二十人受傷,有多人送至台大醫院急診、住院治療,群眾之聲也發動募款,平撫傷者的心。

    出櫃  與  遲來的道歉

    是的,這場抗爭的現場指揮就是我,林恕暉,當年二十四歲,當時各報沒人問出來指揮者是誰,僅《新新聞》週刊明確寫出我的姓名,被迫離場後,由於警方隔天發佈0801專刊,把我與張金策的照片貼在各警局、派出所內,我的人頭照也被放在當時報章「協尋」,我因此開始一個多月的「跑路」的生涯,同志、朋友們替我安排住宿,每個地方住不超過一星期,從埔里農村,到台北公寓,都曾是落腳歇息之處。

    在此感謝許多素昧平生的朋友們協助幫忙,感謝他們願意冒險收留逃犯,空出房間、打點餐飲,讓我平安度過這段風聲鶴唳的日子,從南到北,讓我度過一段不平凡的經歷,包括:大稻埕文化人士周奕成、媒體人何孟奎等人,不計前嫌(當時在文化大學有既聯合又競爭的學生運動),鼎力協助,收留我住宿,打點飲食,特別在此致謝。

    此事件一個半月後,北檢將我與張金策等人起訴,對我求刑一年二個月,當年底張金策省議員參選落選,選後我轉任自立早報記者,且政府粗暴抄台一再遭輿論批判,法官審案時,肅殺之氣已不再,且李登輝、連戰政府亟欲塑造開明形象,隔年台北地院初審判刑三個月,我不打算上訴,但檢方卻不願放過,再提上訴,更向法院求刑十個月以上。

   田姓檢察官在上訴書內指我「年僅廿四歲即不務正業,投身暴亂活動,指揮暴民在行政院前聚眾遊行,甚至高聲辱罵行政院長,其言詞之粗鄙,不堪入耳,其行為之大膽,令人咋舌,足見其目無法紀之程度,環世罕有其匹,心性之頑劣凶惡,亦昭然若揭,惡性如此重大,非重罰不足以懲儆,其所犯之法條之最重本刑為有期徒刑貳年,原審僅從輕量處有期徒刑參月以示薄懲,尚不足以促其悔悟遷善,或反滋其蔑視法律之心,使其低估自行犯行之嚴重性,終啟再犯之可能性」。

   田檢察官的論理、文采並茂的起訴書,啟發我對法律、法庭的另一種想像、看法,反倒讓我對國家機器、司法威嚇完全免疫,因為這篇上訴書,在我心目中,成為一種光榮的標記,其娛樂程度之高,遠勝求學、工作所得的獎品獎狀,對我砥礪之深,讓我發願成為更能以理服人的傳播者、運動者,對我日後的人生態度、生涯想像,有深遠的影響。

    顯然高院法官並不認同這篇上訴書內容,台灣高等法院的判決並未增加刑度,以判刑三個月定讞,易科罰金折合台幣八萬一千元,而我當時已成為地方記者,標了人生第一個會,繳了罰金,會腳包括警察、情治人員、公所職員、官方報紙記者與同業,如今想來,十分有趣。

    訴訟過程中,我已轉任記者,與其他計程車司機同時出庭時,法官審訊得知我當記者後,對我與其他同案被告態度大不同。詢問我時語氣平順,詢問身旁計程車司機等被告時,口氣嚴厲,甚至語多斥責,深刻感受司法體系對不同階層人的應對差異,也加深我希望與中下階層人民一起努力改革社會的決心。此外,訴訟時多次麻煩人權律師、前台灣人權促進會長邱晃泉,特別感謝邱律師多次義務出庭,協助訴訟事宜。

    不過,我必須為此抗爭公開道歉,儘管《群眾》曾發動募款,但仍有部分人士受傷、被捕時,無法即時援助,而我也難以出面,尤其隔年起迫於生計,擔任媒體記者工作,在傳播媒體必須「客觀公正」意識型態下,更難以「出櫃」公開身分,每每思及此事,深感虧欠,如今雖已過二十年,終於脫離傳媒工作,必須為當年之抗爭,引發相關人士困擾、失落、感嘆、迷惘,無法為當時之事,整理、檢討、反省缺失,身為指揮者,在此再一次致歉,對不起。

    二十年來,許多人深受「運動傷害」,有苦說不出,有人含恨、含悲半生,為彌補遲了二十年的歉意,魯蛇如我並無恆產,只能以二十年文字工作者經驗,我願設法將當年「群眾」與眾多熱心支持者流血流汗的這段歷史,重新出土,目前正收集各項資料,也煩請各位同志、朋友,近日若因此有叨擾之處,敬請見諒,無勝感激。

   目前已整理《群眾》雜誌、《群眾之聲》及其主要人士大事紀  http://linshuhui.blogspot.tw/2015_09_01_archive.html ,希望明年此時,能將此段過程整理成冊。

也把我的案例,提供給歷經去年三一八等事件的年輕人參考,這是人生的重大轉折,面對國家暴力會有很多害怕、憂慮,若能好好面對,也會成為豐富人生的重要養分。

林恕暉  敬上  2015年10月8日晚